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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日军“饮泣”求援

11月9日,已经决定孤注一掷、又无兵可调的本庄繁,在给陆军中央部的“关参第五八号电”中,要求“望速增派一个师团的兵力”。电报发出没有回音,10日晚又拍发了略带威胁性的请求电(关参第七四号)。

原以为出手即胜,只要修复江桥,乘火车直抵昂昂溪,然后就是齐齐哈尔的入城式了。没想到开战5天才进至大兴一线,关东军上下群情激奋,态度愈发强硬,可这有什么用呢?滨本的第16联队被打残了,嫩江支队攻不动了,最忙碌的只有飞机了,每天出动侦察、轰炸。

11月6日,本庄繁命令第2师团主力和第39混成旅团一部,火速增援江桥。

除六个铁路守备队外,事变当时关东军只有一个第2师团,此时已陆续增至两个。只是对于小日本来说,东北实在太大,要想占领全境,再来两个师团也只能撒撒胡椒面。事变一开始就兵力不足,只是由于辽宁、吉林不抵抗,才得以控制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江桥这么一打,兵力立刻捉襟见肘。

新占领的城市、铁路需要驻军,锦州方向需要保持压力。情报显示,各地义勇军已经或者正在酝酿起事,张学良也可能率军出关。这种火候,将大量兵力集中于嫩江方向,实在是招险棋,却也别无他法。之前是今天增援一个大队,明天再调去一个大队,形成添油战术,对对手形不成锤击、震撼。这回本庄繁要速战速决,首先啃下江桥这块硬骨头,再分兵他处堵窟窿。

江桥!江桥!谁曾想到一座不起眼的哈尔葛江桥,竟会生出那么多的“没想到”呀?

9日,已经决定孤注一掷、又无兵可调的本庄繁,在给陆军中央部的“关参第五八号电”中,要求“望速增派一个师团的兵力”。

电报发出没有回音,“10日晚又拍发了略带威胁性的请求电(关参第七四号)”:

……我军目前在军事上面临着空前的困境。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只有断然进行果敢的作战——军队的生命。然而,由于强敌逼近眼前而作战行动仍受到限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需要,我军昨天饮泣要求增派兵力。倘此请求未被迅速采纳,从维护皇军名誉这一自卫立场出发,也许不得不自行单独采取适当措施,希予见谅。

无论如何,江桥之役都必须打到底。否则,“皇军名誉”栽这儿了,以后其他地区战事也会陷于被动。而对手受到鼓舞,辽宁、吉林也难以控制,事变将半途而废。

与此同时,极力宣传马占山的黑龙江省军如何斗志旺盛。

对手斗志旺盛没说的,不然就不会陷于“苦战”,“在军事上面临着空前的困境”,也用不着“饮泣”了。

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施加压力,迫使国内增兵。

10月30日,陆军中央部参谋次长二宫重治,在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第一〇五号电”中说:

在参谋总长尚未做出必要的处理决定之前,贵军不得对北满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11月20日,总参谋长金谷范三在给本庄繁的“第一〇八号电”中,要关东军完成护卫修桥任务后立即撤退:鉴于目前国内外局势,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让部队越过嫩江而远远北进。

比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一反常态的强硬,反映的是张学良和南京方面的什么意思?关东军越过嫩江,会不会触发日中大战?这是中央部不能不考虑的。如果苏联出兵干涉,中央部的预案是待其相当深入后再行反击,所以关东军不能“远远北进”。至于“国联”会揭开什么样的谜底,外交战还是要打的,多少也算个因素。

这当然不只是陆军中央部的意见,政府方面更甚。

关东军好像也碰上了放不开手脚的问题,而且比对手更甚。

刺刀都要捅到胸口上了,还要绝对跟上边保持一致,听命于当家人,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那儿。东北军好像不是出自兵圣孙子故乡的军队,不懂得“将在外”的道理,不然也就不叫“张家军”了。对于江桥抗战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好像也用不着他人操心。

从一开始就“独走”的关东军,则是另一种情形。

在日本陆军的《阵中要务令》中,要求上至司令官,下至普通一兵,都要受一种在非常情况下可以擅自决定和相机行动的修养训练,并教育他们因坐等命令而误失战机者,不得再入天皇统帅的军队。

为了“独走”到底,本庄繁写了辞职报告进行威胁,要求与更合适的人调换工作。

司令部参谋片仓衷认为,在司令官决定辞职前,应先由幕僚提出意见较为有利。他立即起草电文,经三宅参谋长和板垣参谋同意后,作为参谋长以下所有参谋共同署名的抗议性电报拍往东京:

战时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长,必须有远见卓识和统制能力,保持当机立断的勇气,尤其要有敢于自己承担责任的气概。现在关东军的缺点就是司令官胆小怕事,参谋长又缺乏上述气质。在非常之秋,必须录用非凡之人才。

要不说明,谁能想到这话竟然出自片仓衷这位大尉参谋之口?

另一位咄咄逼人的林义秀少佐,则对清水领事搞起特务活动,“严密进行监视之”,是为了“不使清水软化”。因为“领事方面不了解有关本件之情况,请勿对我方之行动加以干涉”。

而当时来到东北的陆军中央部成员,许多人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很快就附和关东军的意见了。

在此期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态度的变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位据说与军方对立得很厉害的外交官,在11日给币原喜重郎外相的电报中说:

帝国在北满的威信,与向嫩江方面出兵以前相比,有显著下降之感。将来在北满方面,不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而且对满蒙问题的解决以及我整个对华关系,恐怕都会带来很大妨害。政府既已使事态扩大到今天这样,作为不得已的措施,本官亦大体赞同。

“独走”也好,同步、齐步,或者不得已跟上、紧紧跟上关东军的脚步也罢,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都乐不得见到已经和即将的现实。无论彼此顶牛多么厉害,只不过是激进与缓进的策略不同而已。

从九一八事变到二战结束,除了被奉为神一样的天皇,日本走马灯般变换首相,始终缺乏一个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的一个权威人物,结果就是七嘴八舌地乱戗戗,都跟着军方的战车跑了。

不会“独走”的东北军,倒是不乏这样一个人物,从九一八事变到江桥抗战、热河抗战,也就免却了许多口舌之争。只是这位少帅的绝对权威,是建立在他的能力、魄力和雄才大略上的吗?

事变不久,驻朝鲜日军越界,是司令官林铣十郎“独走”。

11月6日,第2师团主力和第39混成旅团一部火速增援江桥,是本庄繁“独走”。

15日,关东军司令部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在嫩江附近能够动用的兵力,步兵约十个大队,骑兵两个中队,野炮兵六个中队,重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

中央部急了,当即采取措施,紧急增派三个飞行中队,并将预定在大连登陆的第4混成旅团,改道朝鲜釜山。

飞机不用说了,舰船在海上慢,去大连登陆还得绕远,在釜山下船就乘上火车了。

三间房前线,飞机连日轰炸,毁损工事,杀伤、疲惫对手。南满安奉铁路,客货列车全部停运,为军列让路。长春日军则由四(平)洮(南)线转洮昂线,轰隆北上,直奔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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