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秀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八日夜十二时许到达昂昂溪车站……十九日午前二时许，我们在站长室的桌子上就寝。当时站台上躺着日本兵和中国兵的尸体。午前十时我们进入大民屯，见到步兵第三旅团副官沋本一磨走了过来。我问沋本君一向可好？他回答：‘噢，真是万幸，捡了一条命！’”

炮弹撕裂空气，发出糁人的啸音，在蓝天下划着各种不同的抛物线。如果位置合适，能够看到飞行中的迫击炮弹，一群群像老鸹似的。顷刻间土石飞迸，天摇地晃，白雪覆盖的大地，就现出一片片扎眼的黑色。240毫米重炮炮弹砸在冻土上格外有震撼力，烟尘散后一个二三十米见方的大坑，第二年雨季就成了一个个水泡子。

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240毫米重炮首次亮相，没有出动飞机、坦克。这回什么都有了，包括日本造的八八式、甲式四型和纽包儿，前面说了，有的飞机就是把原来的“青天白日”徽记涂抹成了“膏药”。至于那隆隆驰来的法国雷诺轻型坦克，明明白白就是东北军的，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王牌第7旅的。

被炮弹、炸弹击中的工事，沙石木料连同血肉飞上天去。被震塌了的，官兵从里面拱出来，噗噗地吐着嘴里的沙土，红了眼睛，殊死抵抗。以往短兵相接最便宜了，大炮不能上刺刀，飞机也不能到地面上冲锋，就人对人地跟日军拼杀。这回坦克上来了，这种钢铁巨兽、“陆战之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开头真拿它没有办法，后来就用炸药把它变成死王八。

有陈觉老先生，在1932年出版的《日军侵占黑龙江之经过》中，这样描述16日的三间房大战：

日军飞机、骑兵、步兵联队、重炮联队，约四千余人，齐向我军猛扑，我军奋死抵抗，但因军械差关系，前哨军死伤甚多，双方鏖战之烈，为后来所罕见。日军见我猛抗，飞机队乃全体出动，约四、五十架，联翼飞抵交战阵地，意图实施猛炸。我军因无防御器械，方欲引退，幸突起大风，愈刮愈紧，战场上士兵直不能睁眼，日飞机所投炸弹，遂均无效果。骑、步兵亦因风大，尘土飞扬，陷于混战中。至午后四时许，日军不支，遂引退。又同日下午二时，三间房前方阵地，亦有日机四架，在我军防线上飞翔，当在我右翼投炸弹三十余枚，我军死伤甚众。日骑兵步兵两联队，亦乘机向我猛攻，激战三时许，日军又退。

连日天气晴朗，16日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来度，日军已经难以承受，再“突起大风”就更受不了了。

无风零下20度不觉太冷，有风零下10度就苦不堪言。狂风吹透衣裤，拼命劫掠热量，脸像针扎刀割似的。黑龙江有名的“大烟泡”一刮，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迈不动脚。位于北纬47度的齐齐哈尔，成为这个星球上同纬度最冷的地方，就是风大，“风从卜奎来”嘛。16日这场大风，应该是1931年入冬后的第一场“大烟泡”，天地间被狂风卷扬的雪烟和吼啸填塞了，日军哪见过这种阵势呀？而省防军的绝大多数官兵，可是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了“适应性训练”。而且所有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一方，都天然地喜欢在这种天候环境中与对手混战。

更要命的是，省防军全副冬装，张海鹏伪军也穿戴停当，本来就不抗冻的日军还一身单薄的秋装。

这个季节的黑龙江，零下20来度挺正常的，16日姗姗来迟已经挺照顾日军的了。北满的天气说变就变，也应在意料之中，林义秀之类早已把天候地理搞得一清二楚。倒霉大佐滨本根本没把对手放在眼里，以为皇军出马，甚至不用打就过去了。多门不敢怠慢，着急上火的是调兵遣将，速战速决，重拳捶击，进了齐齐哈尔什么都好办了。结果是19日进城后，把棉衣、棉帽和棉鞋、毡靴抢购一空。

通常易冻伤的部位是手脚和脸，这回日军约千人冻伤，多数是头，日本人称“钢盔头”。钢盔是护头的，却不是御寒物，倒像扣了顶冰帽子。这种气温，手碰上铁器就粘住了，一拽掉层皮。那钢盔薄薄一层衬里，冲锋退却出点汗，粘上没粘上都够呛。人冻伤初始会感觉疼，无痛感时就不好办了。战斗紧张激烈，那人像打了鸡血似的，还能感觉什么呀？打完仗进屋歇歇吧，摘下钢盔，连头发带头皮都下来了。

三间房大战，土地爷不给力，老天爷全力以赴，而且关键时刻发威，帮了大忙。

17日，气温再降，最低达零下24度，上午风速每秒约15米。多门知道时间不是他的朋友，愈发速胜心切，加强空地火力，一波又一波发起猛攻，夜以继日。

陈觉老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十七日夜十时许日军八千余，向洮昂路附近第一道防线骑兵右翼猛攻，守该地为我骑兵两团，竭全团之力抵御。十二时后，日军新自朝鲜开来之混成旅团两联队赶到，加入猛攻，并以坦克车四辆，掩护手提机关枪队，压迫我战壕重炮，复藉流光弹指挥炮击方向，我军不能固守战壕，乃出壕迎战。两军混战至于肉搏，我军死伤极众，兵士流血支拒。

屯垦旅防守的左翼，为日军主攻方向，倾泻的钢铁最多。工事被毁，官兵简单挖个掩体、散兵坑，或者趴在弹坑里，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1团组织敢死队，各连自告奋勇，每营挑选30名精壮士兵，携带炸药，专门对付坦克，或阵地被突破时抢上去封堵缺口。战至18日，敢死队全部战死。

笔者看到好多文章，写到身上捆着炸药的士兵，迎着坦克冲了上去——仅此而已。

步2旅4团阵地上弹雨如织，团长吴德林颈部重伤，血流不止，仍大呼顶住、顶住。

激战中，步3旅5团团长李青山，发现自己的连襟、2营营长刘德胜躲在掩蔽部里，不出来指挥战斗，当即将其撤职（一说是“正法”），由2连连长李瑞福代理营长。李瑞福在随后的战斗中牺牲（一说是掩护部队撤退时，被敌包围，眼看被俘，举枪自杀）。

正面拉开架势死顶硬抗，侧翼也挥动下一小臂。

马占山在写于1934年4月的《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中，说：

侦知敌军司令部设在大兴屯附近，当派涂团长全胜所部由翼侧迂回向该司令部袭击，敌人因其后方感受威胁，遂撤兵救援，以之正面火力稍减，我步兵乃乘机出击，猛冲数次，终以敌机枪火力炽盛，未克奏功。然敌我已伤亡无算，我奇袭部队因敌方有援未能完成任务，烧敌辎重甚多，亦足予敌人以重大打击。

奇袭敌军司令部，应该是三间房大战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了，派去两个团、一个旅乃至更多的骑兵部队，一举打掉敌人的首脑机关，对战局会是一种什么影响、震撼？可既然“只准防御，不得攻击”，打的是“正正堂堂”的阵地战，奇袭不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骑1旅团长蕯力布，一个彪壮的蒙古族汉子胸部中弹时，营级军官已尽数伤亡，连长邓文挺身而出，代理指挥。

仗打到这份儿上，也就剩一个字“撤”了。

从九一八事变时敌我兵力，到江桥战役双方集结兵力、伤亡数字，所见作品、资料多有不同，有的还出入很大。

无论出入多大，嫩江支队加上张海鹏伪军，与省防军当时投入的兵力，应该说大体相当。待到三间房大战，日军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了。

你增加一个大队，我调上来一个团，张学良的东北军乃至中国军队，跟日军拼消耗没问题。可三间房之战，即便日军依然是逐次增兵的添油战术，马占山也耗不起了，迟早有无兵可调的时候。

省防军三个步兵旅，每旅编制两个团，步3旅还步、骑各一。都驻防国境地带，不可能全部调往前线，算上卫队团，实际参战只有四个团。要不是屯垦旅赶来，三间房能否再守，也是个问号。而从11月16日开始，马占山能够调往前线的援军，都是事变后由地方保安团改编的部队了。

马占山说，16日“我军伤亡甚众”，17日“伤亡尤大”，18日“伤亡枕藉”。

三间房之战，日军调集的是新锐的生力军，而省防军、屯垦军虽然旅团番号不少，已是伤亡惨重的残破之师。由保安团匆忙改编的独立团，装备更差，官兵从未经过战阵，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打压、冲撞下，又有几多战斗力？

尽管火炮数量、口径与对手根本不成比例，省防军和屯垦军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营，一直在奋力还击。炮兵是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伤亡率应该不比步兵小。

马占山《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中说：“综计是役我军徐宝珍、吴德林、蕯力布三团长及营长等伤亡官兵（似应为“军官”）245名，连同兵士约5000余名。敌军死伤约在4000名左右，冻伤约数百名，其校官死者亦不少。”

还有说法：“敌方伤亡人数保守估算3000人左右（包括张海鹏部，其中日军伤亡1000余人），我守军伤亡人数约5000余名。”

这样的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事实。

“饬死守，勿退却”，是不是就打光了？

19日凌晨，马占山发表退出省城通电：

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理之解决。

18日，林义秀奉命从沈阳乘飞机到泰来，然后乘火车、装甲车、汽车，一路追赶、寻找第2师团司令部，要向多门传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八日夜十二时许到达昂昂溪车站”，“十九日午前二时许，我们在站长室的桌子上就寝。当时站台上躺着日本兵和中国兵的尸体”。

“午前十时我们进入大民屯”，见到“步兵第三旅团副官沋本一磨走了过来。我问沋本君一向可好？他回答：‘噢，真是万幸，捡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