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嬢嬢是新四军

我们小时，二姨妈也已出嫁，我们兄妹都对她很亲，称呼她为“弍（ni）伯伯”；只有小姨妈文斐（我们叫她小嬢嬢）未婚，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几个女儿的文化程度同她们的年龄成反比，小姨妈文化最高，在闸北外婆家时，她卧室里还有一架钢琴。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保留一架钢琴时而弹奏的年轻女子总给人以罗曼蒂克之感。

小嬢嬢漂亮，文静，身材高挑，但给我的感觉是她很忙，和我们小孩子接触不多。事后回忆，可能当时就在从事抗战救亡活动。抗战初期，我妈妈等亲友经常在成都路家里为医院缝制伤病员的病号服，听说这些活都是小姨妈组织的。当时的客厅里堆满了白衣白裤，住在一起的婶婶、阿姨也一同帮忙。

那时我和哥哥也只有六七岁吧，母亲也教我们缝制衣带，虽然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心里却觉得也为抗战出力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住在英租界，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地区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些不激烈的抗日活动还可以进行。

可是后来就没再见她，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线牺牲了。因为当时上海还在日寇占领下，气氛很是紧张，大人们都不同我们说这些事，究竟她是在哪里牺牲的，当时情形如何，在我写这一部分初稿时，还不清楚。后来我表妹王炼利来信说：我小舅舅（也就是小嬢嬢的弟弟，王炼利的父亲）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回来，曾同她说起，小嬢嬢是偷着去参加新四军了，当时家里谁也不知道。后来接到她所在单位来信，才知道她随新四军转移，病死在苏北。她的遗骨是大舅舅到苏北去取的。大舅舅到了坟地后，掘开墓，见到小嬢嬢的大衣，就肯定了这是她的坟，将她的遗骨带了回来。因为像她这样的家庭，参加新四军在当时自然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因此，我父母对她的死讯讳莫如深。

说起苏北，当时上海的上层社会是相当鄙视的。当时上海已是“东方大都市”，而上海周边的城市和城镇则显得贫穷落后（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上海谋生，那时候苏北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反映了苏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厨师、裁缝、理发师。这在当时上海是最低层次的几种职业。一个家产万贯的阔小姐却自愿跑到贫瘠之地闹革命，也可见当时人心之相背。

但在当时上层社会看来，小嬢嬢简直是叛逆之极，像所有背叛家庭的革命者一样，他们很难获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我外婆知道她是死在新四军那里时，还说过“让她去”的气话。

一个腰缠万贯、大户人家的女孩子，是什么动力使她毅然决然地抛弃上海舒适的家庭，到苏北这样贫瘠之地去呢？苏北为什么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这是个谜一样的话题。很遗憾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听到小嬢嬢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大舅舅张永生同外婆住一起，也在恒信洋行工作。我二年级考第一名后，他最先送我一套小学生丛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礼物。

小舅舅张器咸是外婆最小的孩子，长得也最帅，可以用风流倜傥来形容他。抗战时，他一个人跑到四川一所教会大学读书，但大学没读完，就辍学工作了，也许是他一人在大后方，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已经结婚，妻子是成都时的大学同学，生有一女，后来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又结了婚。

小舅舅是一个公子哥儿，上海所谓的“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他开过自行车行，装配自行车，那时候，在上海，有一辆自行车，就不简单了。我在高中时，同班四五十名同学，有自行车的只有二三人。如果做个比喻，开自行车行大体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好一些品牌的汽车行，可见他是个很时髦的人，而且敢想敢做。敢想敢做的个性跟随了他一辈子。

我上清华时带去的自行车就是他开的店为我装配的，我也因此成了清华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拥有自行车的学生。这辆车，后来在班上，成了公车，哪位同学要进城，就骑着我的车去。

20世纪20年代末，十里洋场的旧上海风云际会，政治与经济势力也此起彼伏。除了雄踞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革命党、各种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盘踞在上海，甚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地址最初也在上海。上海既是冒险家的天堂，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冒险家，同时也是大浪淘沙之地。28岁的父亲任上海美商恒信洋行兼职营业员，可见父亲应该还是有一定硬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