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卫戍司令部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上清寺的小屋里，小油盏的油快燃完了，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很轻很轻。我心中一怔，这么晚怎会有人来找我呢？连声问了是谁，回答是给我捎信来的，不用怕。我还是把门打开了，一个陌生人出现在眼前，天色太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是什么样的。似乎是个中年人，穿着深色的衣服、弯着背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很小的条子，一边说大哥被捕了，让他带这张条给我，让我按条上所说的去找他们单位保他出来。当时我很震惊，但很快镇静下来，请他尽量详细地讲讲大哥的情况。他只说不知详情，只知那天下午在新华书店及附近许多青年人被抓了。因为人太多了，在两路口拘留所放不下，搭了许多帐篷让他们住。我详细询问拘留所在什么地方等，他都详细告诉我了，就是不告诉我他的名字和工作，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那一夜真有说不出的难受和忧虑。不过我早就知道大哥肩负的地下工作有很大的风险，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如何解救？我从来没想到这件事会落到我的头上。也没有人可以商量，只好反复读着大哥的小纸条。上面只说要我到他工厂找领导设法将他保出。我盼着快快天亮，让我“飞”到厂里。然而我到工厂里去找谁呢？怎么说呢？别人会不会不理我呢？一连串没有答案的问题，困扰着我。我把小纸条小心翼翼地藏好，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刚蒙蒙亮，我顾不上吃早饭就出去了。那天乘的郊区长途车是烧木炭的，跟蜗牛一般在爬行。这更让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熬了几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我还是定了定神，装着大人模样，“若无其事”地走进了工厂的技术科。我找到了同大哥一块工作的同事们，我把事情认真地复述了一遍，又将小纸条给他们过目，以证明我说的一切是真实的，是紧急的。但他们看完后，立刻异口同声地表示，这事要找厂长才能解决。他们只告诉我，厂长姓什么，在什么地方办公，却不带我前往。我只得壮着胆子去找。但厂长办公室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无奈我只得去找附近办公室里的人。我说明缘由后，他们看我是小孩子，便详细地告诉我去厂长家的地址和路线。我马不停蹄地直奔离厂不远的厂长家。他家周围十分荒凉，没有多少住户。当我一敲大门，倾刻间窜出一只大黄狗，毫不客气地照我小腿肚处就咬。我也不示弱，立刻从地上拾了一块大石头，狠狠地掷在“恶狗”身上，疼得它嗷嗷直叫，这倒把屋里主人惊得跑了出来。我立刻告了“恶狗”的“恶状”，要求他们把我的伤口消毒处理包扎。然后我提出要找厂长的事由。也许是因为我被他家的狗咬了，事情似乎变得顺当起来。厂长答应立刻派人去保大哥，并为我被狗咬道歉，还说养狗是为了防贼，只是没调教好才咬了好人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心想，只要他把大哥的事情尽快办妥，我倒不在乎他的“道歉”。好在伤口不深，算我倒霉就是了。

也许人一着急，胆子就大，所谓急中生智吧！当我被咬时，我就本能地要自卫。我捡起那块大石头砸狗以后，才感到小腿肚在流血、发痛，又气又恼，才要求狗主人包扎的。我当时想，只要把大哥的这件“大事”办好了，被狗咬的事就算不了什么，因此掉头就走了。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又是第一次办这种大事，因而一下子轻信了厂长，认为他一定会去办的。

回到城里，我正在小屋门口胡乱地填饱肚子，却又来了一位陌生女子。她挺和善，主动跟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是大哥的“好朋友”之一，说是“好朋友”们商量了营救大哥的办法，叫我去一趟卫戍司令部里找一位姓唐的官员（名字我记不住了），让我说明大哥被捕的情况，并递上他们写好的一封信。信是封口的，我也不知写了些什么，也摸不清这位姓“唐”的为什么会帮忙。我当时犹豫了片刻，愣在那儿。我想知道，为什么她不陪我去，而让我一个小孩子去？我提出，卫戍司令部能让我进去找人吗？如果人不在怎么办？如果他不理我怎么办？如果……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一下子都想到了。这位“好朋友”不做正面回答，只说你一定会找到的，不要胆怯，就会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你是个孩子，就说要找“叔叔”，他们就会让你进去的。我们大人，反而不容易进门哩。她还叮嘱我要见到本人，才把信拿出来。接着她又说了一大堆“壮胆”的话，要求我于次日9~10点找到“唐叔叔”。我知道凡是大哥的“好朋友”，都不会告诉别人他（她）们的名字和地址的，所以我也就从来不问。但是我却在担心如果找不到，该怎么办？

又是一夜的紧张和不安。但因为白天太累了，我还是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一大早，按照事前告诉我的路线，我大步流星地、顺利地找到了目的地，时间还不到上午9点。我只好先在远处等着，不停地摸摸口袋里的信封，心里盘算着进门时怎么说……甚至还十分警惕地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狗窜出来。其实我当时一点也不明白卫戍司令部是干什么的，也不懂得该害怕什么。到点后，我就按照“好朋友”教的“一套话”，顺利进了大门，然后左拐右转地找到了这位“叔叔”。我递上信，他叫我坐着等。他看完信，就向我点点头，叫我回家等着。他也没多说半句话，就站起来了。我摸不清他是哪一路“人物”，只好顺从地告辞出门。出门后，我才想起没有把大哥的事向他说明，但已无法补救。但我觉得他能点头，大概信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离开那个司令部，我脑子里再也想不出该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大哥。这时才想起该吃点什么东西填填肚子了。便到街边买了一只烧饼啃。啃着啃着，灵机一动，想着给大哥买几只送去该多好。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哥被扣地点的方位了。于是我买了六七只烧饼，用报纸包好，朝两路口拘留所走去。我心想司令部都能闯进去，拘留所也许更可以了。我很快找到了拘留所，那是一个没有门牌，只有大兵守着，周围都是铁丝网团团围住的地方。从大门往里看，在两座小山中间的谷地，有不少平房和帐篷。我毫不犹豫地走向大门，对大兵们说要找哥哥。“什么事？”我说来送吃的。几个大兵七嘴八舌地说，不能见，这里是不准外人进去的。我说不让进去就让他出来吧。他们毫不客气地骂开了，并喊着：小丫头快滚开，快滚开！我还不甘心，又说，不许见，把吃的送进去还不行吗？其中一个就把一包烧饼接过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个打开包一看是烧饼，拿起来就咬了一口。虽然我很气恼，但一看这几个大兵很凶，街上又没有行人，心里有点发毛，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只好拔腿就跑。其实没有人追我，但我一直跑到看不见那个大门，才定下神来。我心想，这同那头恶狗咬了我一口没有什么两样，真倒霉！

走着走着，我还是想看一眼那个谷地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一看周围并没有人，又悄悄地沿着铁丝网，向高处走去。我走近一堆树丛，树叶茂密，我便蹲在树阴处，遥望着谷地。那里除了平房和黄色帐篷外，还有穿军服的大兵和穿一般老百姓衣服的人在穿行着。我在远处也看不清这些人的面貌。看完以后，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家了。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就在一天的傍晚，大哥若无其事似地回来了！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急不可耐地，立刻想问清楚所有的事。但大哥总是慢吞吞地说话。他说那天下午，他正在书店看书，突然间军警把新华书店和附近街上的年轻人都抓起来了。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么多人都集中关在帐篷里，也没有审问，一个接一个被保出来了，他就是其中一个。他已经知道我为他的事连续跑了两天。我问他，究竟是谁把你保出来的？当然是卫戍司令部的那个“叔叔”啰！我又追着问，那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就呵呵地笑了，说：小鬼长大了，会提问题了，会办事了。他要我快睡觉去，明天好到歌乐山去看妈妈和弟弟。

这件事从发生到结束，前后不过几天时间，但自己为此操心不少，担忧不小。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社会的复杂和可怕，看到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格斗。顿时，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像是长大了一截。但一切还很不清晰，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如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