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的空间

近期，石述思的一篇文章，山西为什么会是腐败的重灾区 引起人们反思。2008年之后，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加大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政府主导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不是市场。这在地方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尤其是房地产和铁公基建设等都严重依赖能源资源的供给，而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就使得权力寻租雪上加霜。这也印证了，只要权力一任性，政府的手伸的过长，过分干预微观经济，不但经济发展会受到阻碍，同时一定会导致腐败。

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十几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近2万名公职人员被处理，因违反八项规定问题处理2万5千多人。整治的最初还会听到一些官员私下感慨：“现在的官是越来越难当了，‘5+2’和‘白+黑’不说，发展任务重、矛盾纠纷多、稳定压力大，稍有不慎就要被问责，还可能被‘罢官’。”而如今，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实施，社会风气的逐渐改变，干部们也适应了这种转变，官该如何做，似乎也有了跟以往不同的看法。

过去，以“唯GDP论”的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成绩至上， “要了金山银山，毁了绿水青山”、“前任建项目，后任来还钱”的怪现象已被如今的科学发展，务实进取代替。逐步摘掉了生态环境恶化、政府债台高筑、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帽子。如今，动嘴的干部少了，动腿的干部多了，下基层的干部的多了，下基层奔着问题去的干部也多了，开会讨论的少了，动手做实事的多了。而这些现象都不是从官方口中得知，而是老百姓们的茶余谈资。

笔者看来，腐败的问题和“唯GDP论英雄”的问题，需要需要对症下药。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而对党员干部来说，能自觉统筹发展固然是好事，值得提倡与学习；但若仍一下子摆脱不了GDP情结，也应在党纪国法的范围内追求GDP、追求升迁，这是底线，是避免腐败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