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惠敏的空间

一次看似平常的工作接待却导致一名民警意外身亡、当地公安局提出的赔偿标准为参照“因公牺牲”、不签承诺书就不予赔偿……在死者家属的强烈质疑之下，今年初发生在安徽祁门县的一起民警“喝酒死”事件浮出水面。（网易新闻）

看罢这则消息，笔者很是疑惑，酒到底是人类的朋友还是人类的杀手？倘若是朋友，为何一起又一起的事故因酒而起；倘若是杀手，又为何有那么多人爱它，中国的餐桌几乎到了无酒不欢的程度。

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工作接待”，结果却很复杂——“喝酒死”。当地公安局以“因公牺牲”作为赔偿标准来处理此事，同时为防其家属获赔后继续追责，附加上“不签承诺书就不予赔偿”这一条件，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郎克宇律师追问：祁门县公安局所称对朱璘参照因公牺牲标准赔偿，是否合规？如此高额赔偿有何依据？我想这是所有理智网友想要知道的。

“死者为大”，作为一普通民警，工作接待中喝酒在所难免，所发生的不幸目前我国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该如何定性，表面看也能沾上“因公牺牲”的边，当地公安局为了息事宁人这样处理也可以理解，但是死者家属的情绪没有安抚好，而且还以附加条件的方式来“协商”，难免让人更加置疑。

我们为又一条因酒消逝的生命惋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需要不断完善。比如“因公牺牲”的鉴定，倘若是军人战死沙场，按“因公牺牲”的标准来赔偿无可厚非，更无人置疑。可是案中这种因看似平常的工作接待而“喝酒死”的情况，享受“因公牺牲”的待遇有何依据？如果不能按“因公牺牲”的标准来赔偿，又有什么相关政策可以安抚死者家属？又如工作接待制度，“八项规定”规定了接待标准、陪同接待人数等，却没有把酒这一项作为明确的规定，到底工作接待应不应该饮酒、饮多少酒没有作出具体量化，导致发生事故后相关责任人为撇清责任而钻政策的空子，损公肥私。联系到当下的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不良现象，不能进高档餐厅就改在机关食堂，不能大吃大喝就改为吃“工作餐”，这些现象折射出制度的执行还需加大监督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