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被“骗自杀”的国家

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扰乱国际劳动分工，因为这也会对其本国经济造成破坏性后果，类似的限制性手段也不足以确保其他经济体削减投资规模，从而消除它们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因此，诱导他国经济自杀就长期性地成为美国阻滞其他经济体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迫使西德和日本削减其投资规模

20世纪初，美国的投资程度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资程度远高于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开始出现，最初是西德和日本，后来又出现了众多国家。鉴于这些国家当中，投资在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超过美国，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超过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率，进而保持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政策只能在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提高美国自身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这就要求对美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组，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正如第18章所示，美国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重组和变革。

●迫使其他经济体将其投资程度降低到美国水平。

由于美国的投资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提高，因此，迫使其竞争对手降低投资程度就成为美国阻滞他国经济增长和保持自身主导地位的必要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的强迫性措施下，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从巅峰急剧下降。具体来说，西德196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本国GDP的26.6%，日本197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本国GDP的35.5%，后来均降低到相当于美国固定投资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即20%左右，详见图21-1。鉴于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西德和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竞争地位的恢复并不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加快，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变慢；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最初发生在西德和日本，后来又发生在“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因此，迫使竞争对手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已成为美国保持其主导地位的主要手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挫败了西德和日本的竞争后，20世纪80年代又面临着来自“亚洲四小龙”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美国，但它们规模较小，对美国的竞争威胁远远低于西德和日本。尽管如此，从这些经济体的兴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阻滞其竞争对手经济增长所采用的手段，进而看出美国保守主义反对中国所采取的手段。

“亚洲四小龙”的固定资产投资程度均高于西德和日本，如，新加坡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中的比重于1984年达到46.2%，韩国于1991年达到38.9%，这分别是其达到的最高水平；高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加坡1984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5%，韩国1991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7%。

但是，东亚一些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国内储蓄方面的宏观经济基础不够强大，不足以支撑如此高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到1997年，泰国和韩国的国内储蓄仍不能为其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它们只得从境外筹集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甚至包括短期银行贷款。1996年，全年共有1100亿美元流入亚洲，主要是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18〕

为方便境外短期资本流入，东亚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有关方面诱导下放开了其国际资本账户，这意味着取消境外资本控制措施；而对境外资本控制措施的取消致使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1997年发生大量资金外流，造成了当年灾难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急剧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很可能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19〕

美国1971年前后处心积虑的单边行动直接阻滞了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但人们对美国是否故意加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以阻滞“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一旦发生危机，美国一定会支持导致危机恶化的政策，反对旨在减轻危机的举措，特别是，美国强烈反对日本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提供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资金的提议。

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判断美国政府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观意图，但一定要认识到，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的境遇与西德和日本曾经经历的境遇并没有什么不同。经历这场危机后，遭受重创的亚洲诸经济体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下降。请看下列准确数据：

●如图21-2所示，在1990—2013年期间，韩国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从34.6%下降到29.7%，马来西亚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从42.5%下降到26.9%，泰国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从41.1%下降到27.7%，新加坡固定资产投资在本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从37.9%下降到25.9%。

●图21-3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影响下，从1990年到2013年，韩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从7.4%下降到3.2%，新加坡GDP年均增长率从8.8%下降到5.3%，泰国GDP年均增长率从8.1%下降到2.9%，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长率从9.6%下降到4.2%。以上数值均为五年移动平均值。

从上图可以看出，无论美国是否故意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无论美国在施加于本地区的解决方案中持有的主观意图是什么，最后结果是明确的。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并被西德和日本的经历证实的那样，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个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降低。因此，迫使他国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就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阻滞他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手段。

谋杀抑或自杀

现在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西德、日本或“亚洲四小龙”截然不同。在美国成功地迫使西德和日本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程度方面，美国对两个国家施加的旨在迫使它们提高汇率的压力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压力下，西德和日本被迫对其货币重估，从而降低了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更有甚者，如果经济增长滞缓导致巨额预算赤字，储蓄水平将会进一步降低，日本就曾发生这种情况。美国是西德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因此美国能够对这两个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对其货币重估——这一事实在《布莱辛信件》（Blessing Letter）中暴露无遗。而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尽管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断劝说中国对人民币重估，但中国在军事上并不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不能像对待西德和日本那样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治军事手段，以迫使中国进行同等规模的货币重估。

从量化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不断增长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每年都会有所上升，而人民币币值的逐渐上调有助于中国以更低廉的人民币价格购买进口产品，因此，只要人民币汇率上调速度控制在出口商保持其竞争力的范围内，人民币汇率上调对中国就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允许人民币逐渐升值，但升值速度必须在中国企业能够吸收的范围内；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年均升值在4%以下，其累计升值幅度远远低于1971年后最终形成的日元对美元300%的升值幅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企图并没有取得成功。再者，中国也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中的某些国家那样，依赖境外资本流入为本国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资金，恰恰相反，中国始终保持收支盈余，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超过国内投资总额。除此之外，即使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也不主张将战争作为对抗中国的手段；美国曾对伊拉克或阿富汗动武，在更早的时候也曾对越南动武，但中国实在太过强大，足以迫使美国放弃动武的企图。

能否诱导中国自杀

上述诸多因素的结合导致在经济领域产生了令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深感威胁的地缘政治格局，即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已发展到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阻止的程度。尽管美国在军事上仍然强于中国，但中国拥有足够的力量，使得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既不能主张以战争手段对付中国，也不能像对待日本、西德或“亚洲四小龙”那样，以同样的经济手段对付中国。用前些时候曾使用过的比喻性说法就是，这正是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杀害”中国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战胜中国的唯一途径是诱导中国减缓或停止其经济崛起，除此别无他途。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并没有放弃：既然不可能“杀害”中国，或许可在外界的帮助下诱导中国实施“经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