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蒙冤

在批判王实味的那些日子里，陈伯达声名鹊起，成了“延安红人”。

须知，他发表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尽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些文章毕竟书卷气太重，充其量只是加强了陈伯达的“秀才”形象。

可是，他批判王实味的“精彩的”发言，却大大提高了他“理论家”的威信。

于是，陈伯达得到两项新的任命，那是中共中央为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发布的。这个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康生为副。发布通知如下：

为健全《学习》报编辑委员会，决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工作；

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里提到的“《学习》报”，指延安《解放日报》的理论副刊《学习》。虽说这两项任命并非显要职务，跟康生当时的职务相比差远了，但是毕竟已经清楚表明，陈伯达已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之中。

1942年7月3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以整版篇幅，刊出陈伯达那篇曾被王实味“竭力活动去阻止发表”的《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一文。据说，为了“存历史面目”，“文章的题目、内容和口气，都照旧不改”，所以对王实味还有“同志”两字。一个整版还不够，翌日《解放日报》再挤出一块地方刊登，才算登完此文。陈伯达在前记中注明“这篇东西是1941年春写的”，充分显示了他的“先知先觉”。

这么一来，陈伯达在延安的形象，益发“高大”了。

不料，就在陈伯达洋洋得意的时候，有人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投来一篇尖锐地批判他的文章，使他吃了一惊！

所幸，陈伯达已经成为《学习》副刊的编委，得以先睹为快，看到了此文的手稿。

此文标题为《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作者于炳然。

于炳然要向陈伯达“就教”什么呢？

于炳然写道：

在《学习》第12期上，读过陈伯达同志所写的《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几度的思考和推敲，觉得这篇文章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因为它可能给读者以某种程度的模糊概念。

于炳然逐点分析、批评了陈伯达1942年6月27日在《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发表的《旧阶级本性的改造》。其中特别是指出陈伯达歪曲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使陈伯达出了一身冷汗。

陈伯达在《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中，对于“治病救人”，举了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

明朝时候，江苏高邮有一个人中了举人，高兴得发狂，笑不止，去求一个姓袁的大夫按脉。

那大夫惊叫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再没有几天可活了，你赶快回去，迟点就回不到家了。”那个大夫还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叫他过镇江的时候，再求教一位姓何的大夫。可是当他到镇江的时候，病就好了。何大夫开看介绍信，里面写道：“因为他高兴得发狂，所以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叫他忧愁抑郁，到了镇江，就会好了。”于是他才恍然大悟，北面再拜感谢袁大夫。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于我们，就像袁大夫这样好的大夫……但是这样好的大夫，好的医法，往往不是一下子就会被病人所认识的，除了有别人的指点以外，还往往要到病人经过一番苦痛的考验或被医治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地加以尊重，直至心悦而诚服……“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二十二个文件，对于整风运动，我作如是观。

这里提到的“二十二个文件”，即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其中有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陈伯达的文章，针对整风的宗旨“治病救人”，发了一通议论。

于炳然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

似乎比较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陈伯达同志所认为“好的大夫，好的医生”的问题。是的，对于那个“高兴得发狂，笑不止”的“举人”来说，袁大夫确是很好的大夫，医法也确是很好的医法。但用来“比拟”我们这次整风运动，不但“不伦”，而且会因此引起不正确的想法。因为那个“举人”的病，仅是由于神经的失常，或可说仅是由于心理上的变态，并非真病，所以袁大夫戏剧式的医法，居然奏效。我们的这次整风运动，目的是亦在“治病救人”，但是确有须治之病，确有应救之人，决非动之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就可以霍然痊愈的。若真像陈伯达同志所想象的那样，那末，毛主席和党中央好比袁大夫，而“好的医法”现被陈伯达同志所说穿，当然陈伯达同志就好比是何大夫了。我们三风不正的病，现在应当是“到了镇江，病就好了”。实际上，决非如此，因为“思想革命是长期的”，还需要读二十二个文件，而且读二十二个文件，仅是学习的第一个小圆周，也就是“治病”的第一步骤。可见，陈伯达同志所认为“好的医法”，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

于炳然的文章除了指出陈伯达把整风运动当成治神经病之类的严重错误外，还不客气地指出陈伯达的好几处理论失误。文末，于炳然来了个冷笑式的“声明”：“行文所至，急不择言，失检之处，尚望陈伯达同志予以‘略迹原心’的待遇。”

于炳然的批评，使陈伯达恼怒至极。可是，作为编委，他又不能说不发此文，因为他刚刚批判过王实味“竭力活动去阻止我的东西的发表”。不得已，只好在1942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而在同一版面上，陈伯达来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与之针锋相对。

陈伯达在答文中对于炳然反唇相讥，倒过来在于炳然的文章中找碴儿：

拙作《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于炳然同志“几回的思考与推敲”，据说，被发现了所谓“舍本逐末与混淆视听”，“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问题不在于我文章的好坏（我的文章写得不好，那是无可置疑的），而是在乎于炳然同志和我有思想上的隔膜。

……

于炳然同志似乎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可能到了一定时候是会把病整好的。那位发精神病的举人“到了镇江，病就好了”，于炳然同志则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能有“到了镇江”的时候，这真是“长夜漫漫何时旦”了。

……

陈伯达的答文，图穷匕见，那最后几句话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一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在提醒于炳然：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于炳然终于倒了大霉。那是1942年10月，王实味一案“扩大”，变成了“反党五人集团”——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

出面整于炳然以及王实味那“反党五人集团”的是康生。那时，陈伯达开始与康生“合作”。

戴晴在《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中，记述了康生怎样与陈伯达联合起来斗于炳然和“反党五人小集团”的——

“反党五人集团”的成员分属三个单位，怎样捏在一起呢？还是看康生自己的话：

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那时考虑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

但这点小困难能难倒康生么？他找了一个叫于炳然的当突破口。康生说：

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

但群众还没有起来，和王实味也没有联上。面对这种情况，康生自有办法：

群众没有觉悟怎么斗？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陈伯达的领导大概有问题，检查检查群众起来了。后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养，怎么骂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开了五天会，不讲成全、王里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骂得狗血淋头……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两口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到下午。骂什么问题？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王实味的人性论骂出来了？……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托派分子帽子……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斗争很迂回、很细密……

那时的康生，比陈伯达“大”得多，身兼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调查研究局情报部部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要职。在康生的操纵下，整倒了王实味，整倒了“反党五人集团”，整倒了于炳然，为陈伯达出了一口气。

陈伯达趾高气扬了。1942年10月30日，中央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召开整风联合大会，会议的主角是陈伯达，他作了关于党内生活的发言。据当时的报道，陈伯达的发言内容为：“强调自从反王实味的座谈会以后，托派这种反革命的叫嚣，是被党内外的大众压服下去了。但是要根本粉碎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及其利用的平均主义的幌子，还要我们继续努力。并且要避开个人和生活是非，更多地关心政治的是非，一方面要广泛地集思广益，另一方面必须有不断的自我反省。”

本来，有人曾向组织上反映陈伯达的托派问题，也有人反映他的被捕问题，与张贞的关系问题，以至起草过孙文主义学会宣言等问题。由于陈伯达在运动中成了“红人”，成了“反托英雄”，加上康生为之庇护，他也就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起报告来，口口声声要“粉碎托派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