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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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中共的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的,但最初却是点了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一文,向铁托猛轰一炮。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外交部八年》中,曾写及当年陈伯达文章造成的错误影响:
1958年5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就先在外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了一些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2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中共接连发表7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钓鱼台,即北京西城三里河附近的钓鱼台国宾馆。在“文革”中,那里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而闻名全国。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另外两名“秀才”只是挂名,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
这个“秀才班子”的助手有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了许多资料,但不算是“秀才班子”成员。
对于如此重要的“秀才班子”,陈伯达当然要插上一手。不过,那里已被康生所控制。陈伯达参与了一部分工作,但领导权毕竟落在康生手中。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篇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
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幸亏他在毛泽东身边多年,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了“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
另外,毛泽东嘱,送金日成、胡志明征求意见。
此文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亦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了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是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的。陈伯达有时参加审稿,不像写“二十五条”那样亲自主笔——因为康生在主持“九评”写作,他就不便插手了。
“九评”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战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0年初,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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