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中共的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的，但最初却是点了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一文，向铁托猛轰一炮。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外交部八年》中，曾写及当年陈伯达文章造成的错误影响：

1958年5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就先在外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了一些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2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中共接连发表7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钓鱼台，即北京西城三里河附近的钓鱼台国宾馆。在“文革”中，那里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而闻名全国。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另外两名“秀才”只是挂名，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

这个“秀才班子”的助手有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了许多资料，但不算是“秀才班子”成员。

对于如此重要的“秀才班子”，陈伯达当然要插上一手。不过，那里已被康生所控制。陈伯达参与了一部分工作，但领导权毕竟落在康生手中。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篇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

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幸亏他在毛泽东身边多年，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了“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

另外，毛泽东嘱，送金日成、胡志明征求意见。

此文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亦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了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是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的。陈伯达有时参加审稿，不像写“二十五条”那样亲自主笔——因为康生在主持“九评”写作，他就不便插手了。

“九评”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战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0年初，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