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资产负债表上只有借款部分膨胀，资产负债变得极不平衡。这种现象在政府、地方自治体和银行、证券公司、寿险财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制造厂商以及个人身上均有发生。资产负债情况的恶化会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低迷。背负着不良债权的银行会减少新的贷款，因股票蒙受巨大损失的个人也会减少支出，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也可以叫做“资产负债表不景气”。
　　
　　要改善这种情况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然而日本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取而代之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屡屡实行的散财政策——特别经济对策。即，通过扩张公共事业来增加需求。这种举动忽视了对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供应方），而一味地关注眼前，拼命强调对需求方的调整。
　　
　　这是政策，或者说是官僚的“无谬性”的体现。官僚制度中不乏这样的现象，即仅为了贯彻“过去实施的政策绝对无误”这样的主张，就放弃实施与过去不同但十分必要的政策。
　　
　　进入21世纪两三年后，市场依然没有稳定下来。每逢决算期总会有“金融不稳定”、“金融危机”这样的呼声，但金融主管部门总会搬出那套空洞的说法“不，没有问题。日本的金融很健全”。这削弱了国民对金融主管部门的信赖感，使大家越发不安。
　　
　　结果，直到我们2002年制定金融再生工程为止，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最大课题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一事始终处于搁置状态。这便是日本“失去的12年”。
　　
　　日本拥有人才、技术和资本。只要做了应做之事，经济就会停止滑坡。至少不得不承认，2003年到2007年间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而，上述的好势头，在2008年到2010年这“损失最惨重的3年”间，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2008年9月还遭受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停止改革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在大选中败北，其后当政的民主党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鸠山由纪夫内阁之后又出现菅直人内阁，无论哪一届政府，政治局面和经济局面均十分混乱。
　　
　　而现在，所有国民都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心“损失最惨重的3年”会演变为“损失最惨重的4年”甚至“损失最惨重的5年”。而此次的大灾难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改善经济状况”才是根本。2003年28万亿日元的基础财政赤字到2007年减少到了6万亿日元，这意味着基础财政收支得到改善，赤字金额减少了22万亿日元。这22万亿日元如通过上调消费税的方法进行筹措，则需将消费税税率提高9个百分点。这样一来，就需要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到14%。这一数字如实地反映了“财政重建的本质是改善经济状况，实现税收的自然增长”。即使不通过提高消费税，财政重建基本上也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