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以前，我们家还在村子里，三间红石头砌成的房子，坐南朝北，对面是邻居家同样的房子，很少有人住。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发怒似的向着天空。紧靠梧桐树的，是一座石头楼房，距离我们家的房子，不过二尺宽。楼上住着两户人家，一个是爷爷的大侄子一家，我该叫他大伯。他们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另外一边，是一对已经年逾七十的老爷爷老奶奶。再向内，是我的爷爷奶奶家，旁边还有一个孤寡老奶奶。七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爷爷奶奶家睡。

　　

　　爷爷是一个盲者，但有一肚子故事。那些年，不管是虫鸣唧唧的夏夜，还是北风拍窗的寒冬，我都躺在他身边，在神仙妖狐之类的故事中度过。到七八岁，我忽然不敢直接去爷爷奶奶家了。因为，去他们家，必须经过爷爷大侄子家的院子。有一次，我吃完饭，一溜儿烟从房侧的巷道转弯向上，穿过大伯家的院子时，因为黑，又走得快，一下子撞到一个人怀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半个脸疼。

　　

　　那个人是大伯的老婆，人瘦，脸黑，个子不高，但手像铁饼。母亲闻声跑上来，一把把我拉进巷道，质问她为什么打我。她说，你孩子就该挨打，要是你敢站在俺院，你也得挨一顿。母亲说，大人是大人的仇，和孩子有啥关系？她说，啥样的娘“下”啥样的王八羔子！再后来，是争吵，再后来是骂。开始是三个人，再后来，就成了七八个人。除了我们娘俩，剩下的是大伯及其四个女儿，再加一个儿子。我母亲自然仓皇而逃，回到家，就着煤油灯，母亲看了看我挨打的脸说，乌青了，手指印还在。然后哭，抱着我，还有不到两岁的弟弟。

　　

　　母亲的哭声在秋天的黑夜比夜枭叫声更响亮，比秋风还要无孔不入。再一些天后，我发现路边的石板上多了一些粉笔字，都是骂人的。其中还有骂我娘的。有些字可能还不会写，就用拼音代替。都是有关性、生殖器的。我采了一把茅草，使劲擦，擦不掉，再捧些土扬上去，还不行，就用母亲做的碎布书包擦。

　　

　　父亲回来了，好像从一个水库工地上，带回来一些糖块、饼干，我和弟弟吃得满脸都是。我们正高兴着，他们俩却吵起架来了。母亲哭着骂父亲说：你个傻东西，家里娘儿们被人欺负，连屁都不放一个！算个啥男人！说完，继续哇哇地哭。父亲一声不吭，坐在门槛上抽烟。我抱着弟弟，坐在小凳子上看着，不知道说啥好。弟弟也是眼睛直直的，好像被吓蒙了。父亲扔了烟，起身就朝外走的时候，母亲冲过来，像打鼓一样在父亲后背乱捶了一顿。父亲不动。

　　

　　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大哭一边说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嫁到这里，没人管，还净受人欺负。男人见了事就躲开，公婆别说上前说话了，一听见就没了人影儿。这时光没法过！我放下弟弟，上前拉母亲，母亲起身来，猛地抓住我的胳膊，一只手在我屁股上像捣衣一样打了一顿。我疼，哭。然后母亲又抱住我，摸着我的屁股说，孩子啊，娘没地方出气，没本事，就拿你出气。可怜的孩子啊！

　　

　　我哭了一阵子，擦干眼泪。秋天就过去了，冬天把人吹得臃肿，把村庄穿透。我每天晚上还去爷爷家睡觉，但不敢路过那位大伯的院子，就从村中间的小路上绕，有时候还走到爷爷房后，顺着一棵椿树爬上去，再沿着房前木梯下来。

　　

　　再后来，我时常偷老师的粉笔。他们在石板上骂我娘，我也反击。我不会写女性生殖器的俗称，也用拼音代替，不会写他们名字，也用拼音代替。有一次，我正在写着，大伯家的二女儿，我叫堂姐，带着小我两岁的弟弟突然出现，看到我在写骂他们娘的话，先骂我，又跑过来踢我。我回身搬了一块石头，搬到小腹靠上一点，要砸她的脚。她比我大七岁，人高，不怕，还一个劲儿地向我跟前凑，说：你砸啊，你不砸就不是恁娘养的，是驴下，狗操的！

　　

　　我气急，要砸，却不敢。想，要是砸了她，出医疗费不说，娘肯定还得挨打。她看我不敢，擦了我骂她娘的话，牵着弟弟扬长而去，走了一会儿，回头说：小杂种，你再敢写骂俺娘的话，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咋了？我说了，她叹息，然后说，写那个有啥用？

　　

　　再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学的字多了，写骂人的话也少了拼音。为了更好地反击骂我娘的人，我趁老师不在时候，查他放在讲台上的大字典，终于知道那个字是“屄”。我以为，这是对他们最有力的反击。可没想到，我有心查出来了，也成了他们辱骂我母亲的“工具”，赫然出现在路边的石板上。

　　

　　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提着猪食桶到屋后喂猪。我写作业，忽然人声鼎沸，从屋后传来。急忙跑过去看。母亲又和那家人吵骂起来了。他们家四个闺女，还有大伯老婆，站在上方，手足舞蹈，凶狠地骂我娘。我害怕，说娘咱回家吧。娘不听。看他们骂得凶，我就钻到母亲衣襟里面，浑身颤抖，心里惶恐，似乎跑满了蝎子。我拉着娘的袖口，再次央求她回家。

　　

　　母亲正要转身，忽然凌空飞来一个东西，母亲下意识抬手挡，一个白瓷碗在地上碎成几片，右手背上先是冒出一朵红星，继而开出了一朵血花。

　　

　　我哇哇大哭，使劲儿拉母亲回家。她大哭着，还不住回骂对方。到家里，母亲一下子扑在炕上，不管我和弟弟，大哭。

　　

　　母亲的屈辱和悲伤在那些年月里缭绕，如同屋梁上的蜘蛛网，在乡村的时空中悬挂与增长。我上三年级那年夏天，黑夜都遮住了我们家的屋顶，母亲还没回来。我和弟弟不敢在家，就拉着他，去后沟找。站在老水井边上，我和弟弟你一声我一声喊娘，声音在充满卵石的河沟里跌宕，把两边的山都震得“嗡嗡”作响。一个人走过来，是那位大伯，一句话没说，用两只手掌，夹着我的左右耳郭，再一用力，把我提起来，放在水井口上说，你信不信，我敢把你扔进去。我悬空在井上，水的凉气蛇一样从裤腿缠上来。我说我害怕。他哈哈笑。弟弟在一边吓得扯着嗓子哭。

　　

　　娘喊了我一声名字。那位大伯把我放在井边，匆匆走了。

　　

　　夜里，母亲对我说，以后不要单独出去，要是没人，人家把你暗害了，可能连个尸首都找不到。我问母亲说，他们为啥欺负咱呢？娘叹了一口气说，你孩子家不懂，等你长大了，一定要报仇！我又问：为啥别人家不受欺负呢？娘说，恁爹要是有本事，恁爷爷奶奶在乎咱娘儿们，别人没人敢。对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点头。

　　

　　与此同时，在学校，我也成了受欺负对象。欺负我的人，有高年级的，也有同年级的。下课，我出教室门，忽然就被人摁倒，乱踩几脚，然后他们快速四散。还有好几次，我正在写作业，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我脸上吐痰。夏天去水库玩水，正上气不接下气往岸上爬，忽然脸上就是一阵腥臊，是尿液。

　　

　　后来我才注意到，那些欺负我的人，都和那位大伯家有着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的人。孩子和大人同仇敌忾，亲戚之间也相互帮衬，一致对外。也不知道是谁先说的：把唾液吐在别人脸上，再好看的脸也会生满黄褐斑。九岁，我脸上全是黄褐斑，像女人穿的黑丝袜。

　　

　　学校旁边有一面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子，再向上，是一面斜坡。有一次，大伯家的四女儿、儿子，还有他们亲戚的儿子女儿，把我打得哭爹叫娘，口水和尘土满脸满身。母亲正好去商店买东西，看到我被那么多人打，上前制止。他们见有大人来了，一哄而散。

　　

　　母亲想让老师管管，我不至于天天被人打。曹老师家在邻村，民办。那时候，他在办公室睡午觉。母亲说，老师就是管孩子的，哪个孩子不听老师话？俺孩子就一个，总这样受人打，您就帮忙管管吧。

　　

　　曹老师喝了一口水，点了一支烟，说：孩子们闹着玩，谁能管住了？母亲把我扯到曹老师跟前说，您看看，这叫闹着玩吗？闹着玩能把人打成这样儿？曹老师把茶缸猛地趸在桌子上，说，那你就把你孩子领走吧！爱去哪儿上就去哪儿上！母亲说：俺就是来给你老师说情况，咋叫俺把孩子领回家？曹老师又说，我管不了他受欺负，不领回家咋办？母亲看了看曹老师已经涨红的脸，对我说，那咱走！说完，就拉着我，到教室里收拾了东西拉着我回家。

　　

　　母亲在前，我在后，娘俩沿着斜坡向上走。我不想回家，更不想不上学，在后面就很迟疑。走到半坡上，母亲停下来回头看我，眼泪流了一脸，拉着我的手说，你不上学也不行，长大了没文化，更受欺负。我点点头。母亲说，回校去吧。我又点点头，背着书包又回到了教室。

　　

　　考上初中，我高兴，母亲更高兴，专门买了几尺布，给我做了新衣服，还托在县城当煤矿工人的姨夫给我买了书包。家里虽然穷，但母亲从没让我穿过一件带补丁的衣服，别人孩子用上了钢笔，她也给我买。

　　

　　中学在离家五里外的莲花谷村，建在村外一座山上，下面是马路，再下面是河沟。院子里长满核桃树。入学是春天，核桃花开过了，落了一地黑絮。一个月后，我才发现，初中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再没人欺负我了。大伯家的女儿们出嫁的出嫁，辍学的辍学，年纪小的还在小学，其他亲戚家的孩子也少了。

　　

　　这一年冬天，父母亲把两个人在雪里打了几个冬天的石头请人帮忙拉回来，把新房子建在了与村子隔着一道河沟的向阳坡上。母亲说，咱没本事，打不过骂不过人家，就远远躲开，他们胳膊再长也够不着咱孩子大人了。搬新家之前，父亲特意从山里移植了几棵小椿树，母亲托大舅从外村买了一些苹果树苗，栽在家四周的山坡上。

　　

　　弟弟也上小学二年级了，在学校也受欺负，但不是大伯一家的人。有一次，被人打得眼睛发红。我上初中，回来听说了，找到那个孩子家理论。接待我的是他母亲，一个病怏怏的老妇女。我说了情况。她在院子里烧火做饭，正眼都不看我。我说了几遍，她说，打得活该！我大声说，那我也打你儿子了啊！她猛地回过头，眼睛毒箭一样盯着我说：你敢动俺孩子一指头，我就叫人打瘸你！

　　

　　我本想为弟弟讨个公道，给母亲长脸，没想到灰溜溜地回来了。母亲可能早知道这个结果，坐在门槛上对我和弟弟说：“人善被人欺，咱家就是这样。恁爹就他一个，别人把咱娘儿仨打死，他也不会看一眼。恁爷爷奶奶怕事，一见人家欺负咱，跑得比谁都快。远近村里都知道咱没本事，打了白打，骂了白骂，瓜都是见软的捏，谁不敢！”

　　

　　诸如此类的话，是挂在母亲嘴边的，一天内至少说一次。慢慢长大，我还是不太相信母亲的话是真的，也一直不知道大伯一家和我们家到底有啥解不开的仇怨，大人之间争吵打架，孩子之间也相互攻击。母亲说：恁爷爷奶奶只有恁爹一个儿子，而爷爷的亲哥哥有三个，而且还有两个闺女。按照乡俗，不论是爷爷还是大爷爷膝下的男孩没有老婆，等爷爷奶奶死后，所有的财产都肯定是另一家的，包括劳动力和劳动所得。

　　

　　按照母亲的说法，她嫁给父亲，生了我，这就等于断了大爷爷、大奶奶及其儿子们蓄积已久的“理想”。因此，在她嫁过来，并有了我和弟弟的最初年月，就一直和大爷爷的儿子儿媳甚至闺女们不合，以至于相互仇恨，甚至谋算夺命。可是，母亲每次说，我都不是持怀疑态度，哪怕当面点头说对。可自己心里总觉得，人再恶，也不至于如此狠毒。再说，爷爷奶奶家的财产其实就是两座石头房子，加起来六间，能值几个钱？至于父亲，奶奶多次说，从十三岁开始，就是壮劳力了，而且手巧，木工、编织、放牧、种地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再些年，父母亲又先后盖了两座新房，一座给我娶媳妇用，一座给弟弟。我上大学无望，去了西北。那时候没有手机，打电话也不方便，和家里联系都是信件往来。父母都不识字，弟弟读了初中就打工去了。收到我的信，母亲就拿着找人念给她听，也请人帮忙给我回信。很简短，就说家里一切都好，嘱咐我好好工作，有出息是她最大的盼头。

　　

　　有一次回乡，到家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还在酣睡，就听外面有吵闹声。穿衣起来奔去，只见一个也当过兵的堂哥，竟然要冲上来打我母亲。我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扔了过去。他一看是我，然后态度和善。和母亲坐下来，她就讲如何在村子里受欺负的事。有一年秋天，柿子结得特别稠，二舅家的一棵柿子树在我们村子不远的地方，傍晚，她见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堂哥挑着篮子去到树下，她怀疑人家偷了我二舅的柿子，又说给同村的一个堂嫂听，那个堂嫂又说给了那个堂哥听。那个堂哥气急败坏，见到我母亲，二话没说，就打了一个耳光。

　　

　　我满胸腔都是炸药，抄起一把镰刀，就往那个堂哥家冲。到院子里，大姨妈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一把把我抱住。母亲说了原委，大姨说：傻孩子，事儿都过了一年，你再去找人家算账，迟了！再说，你拿着镰刀到人家家里，人家把你打死也都不会坐牢！母亲继续说，这几年来，没有一天舒畅。天旱，浇不上水，看的池子，最后被别人放了浇地，或者半途被改了水口。河沟长着一棵大杨树，村副支书一句话不说，锯了自己用。母亲发现后找人家询问，不但没要到一个说法，更没有拿到钱，还差点被副支书老婆打了。

　　

　　天下的悲哀都让我们家遇到了？尤其是母亲？我悲愤，但毫无办法。2000年春天，家里的二分地被大爷爷的二儿子抢占，弟弟找人家说理，就拌了几句嘴。那些年，干旱成为了南太行村庄春天的功课。为了救活枯蔫蔫的秧苗，弟弟、母亲、新过门的弟媳妇一起挑水浇秧苗。弟弟挑着水，从河沟向山上走。大爷爷的二儿子伙同他的两个儿子猛然从树林里蹿出来，把弟弟打了一顿。据母亲说，要不是弟弟躲得快，扁担就砸在他头上了，要是真砸上，不死也得成傻子。

　　

　　我得知消息，暴跳如雷，把办公桌推翻，在戈壁滩上狼一样胡乱撞了一大圈，然后跪下来，欲哭无泪，大叫了几声苍天！再来电话，我听说弟弟住院，派出所表示要严惩肇事者。半个月内，母亲迈着一双大脚，先后四次去派出所，不是派出所传唤不到对方，就是忙得没空处理。我们家距离派出所所在地来回四十华里，来回四次，我老娘就是走了一百六十里地。

　　

　　我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开始态度好，说马上处理，公正处理。再后来，竟然对我说，你算个啥东西？不管就是不管，爱去哪儿告就去哪儿告！大约一个月后，弟弟以一张轻微脑震荡诊断书，对方只给一百块钱医疗费的结局了事。听母亲说，她有一次在乡里，看到对方请派出所的人在饭店吃饭，当下就明白，能拿到一百块钱，就算不错了。对方给的时候，派出所副所长对母亲说：要就这点儿，不要，这点儿都没有！

　　

　　此外，我还听说，弟弟挨打后，先前那位大伯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小时候伙同他姐姐们欺负我的那个，听说我弟弟被打得很重，在乡政府所在地街上看到我母亲和弟媳妇，故意很夸张地笑。2001年农历二月初二中午，因为房基地和走路问题，母亲又和邻居吵架，而且就她一个人，大爷爷的二儿子把她打了一顿，半天没爬起来。

　　

　　2007年，家里原分有一面荒坡。父亲和母亲刨了一个冬天，栽上数百棵板栗树苗。第二年春天，大爷爷的二儿子，还有其他几户人家，说那面荒坡也有他们一份。到村支书家里告状，三次聚在一起强行瓜分。我听到消息，暴躁，失眠，终究是无奈。几个月后，趁去北京出差，回家，找了村支书。走后，还是那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这样，一家人，在一个村庄，百十多口人，出自一个姓氏，一个先祖，为什么要内讧，相互倾轧，强势和弱势之间的争战如此迅猛激烈？在外快二十年了，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前，我的心就悬在半空，还飞舞着无数的刀子。有时候拨号了，又急忙掐断。听母亲的口气轻松还好，要是有一点沮丧和悲伤，我就全身发木，手脚打战。

　　

　　你一定在惧怕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些年来，每次回家，我都不愿意到村子里去，最多去看看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们家做过这样那样的事，而最惨烈的，就是大爷爷、大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他们的三儿子常年在外，一直没有多少摩擦。我时常坐在母亲身边，听她讲过去的屈辱和悲伤。她鼻子发酸，眼泪横流，我低头叹息，怒气充胸。后来细想，母亲先前的说法或许是成立的。我们所在那座村庄深处太行山南麓，一道山谷，十多个自然村，几百户人家，以石头为房屋，以少得可怜的田地和山坡树林为生。在他们看来，权力和财富是人生唯一可以高出他人、感到幸福的资本和依仗，也是最能形成权力，或者转换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与手段。

　　

　　这或许和“胜王败寇”的历史法则异曲同工，所不同的，一个是官方说法，一个是民间信条。从这些年来，我们家的房基地、荒坡、田地、浇水、话语等权益屡受侵犯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母亲的那些话很有道理。与此同时，我也陆续发现了母亲性格和处事上的问题：一是想事简单，不计后果；二是缺乏处事能力与说话技巧；三是自以为是，且不听劝解。相反，我对父亲坚持一生不言不语的消极做法怀有敬意。

　　

　　在物质极端匮乏、文化觉悟完全蒙昧的乡村，身单力薄的弱势者，首先要做的是保护自己，在强势面前，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不如逆来顺受。再者，倘若有聪明的头脑、圆滑的处事技巧和说话方式，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因利益和口舌导致的屈辱和伤害。

　　

　　人与人之间的争战与伤害，应当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课题。即使在南太行乡村，我们周围的村庄里，此类事情并不少见，几乎每天都在铿锵上演。只要回到家里，就会听到诸如此类的消息：邻村一户人家，天黑后，找不到自家孩子，而且是在南太行乡村被视作宝贝的男孩，十多年后，那孩子竟然自己回来了，家人才知道，是有怨隙的邻居将他们孩子诱骗到山西一带卖掉了。

　　

　　另一个村子，大年初一晚上，一家人正在喝酒吃菜，忽听房顶一声巨响，要不是房顶厚，肯定会伤到人。事后人议论说，这肯定是仇家干的。再一个村子，一个人新当选村支部书记，数日后，自家庄稼全部被硫酸烧死、被人故意折断，树苗也是，大树被砍倒。诸如此类，层出不穷。因为房基地、田地、荒坡之类的摩擦和争斗更是屡见不鲜。且在村人观念中，胜者为雄与膜拜强势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性。不管事情本身对错，人本质好坏，只要能够采取方式压倒对方，并给对方以羞辱，就是最有本事的人。在借势上，有三种：一是极力讨好与拉拢掌握社会公器的人，将公权力转换为一种个人的能力和威慑力量；二是依仗财产和经济程度。钱可以使人喜欢、折服、消受，现世现报，财产量大，形成资源优势，无论对上还是对下，都会构成“压力”；三是人多势众，崇拜肢体暴力，以肢体为强势表达。

　　

　　小时候欺负我和我母亲的大伯一家，他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家里人口多。而父亲似乎早就看透了，临死前，他说：“啥都不管用，等你有了，啥都会管用。现在争这个争那个，都是跟自己找罪受！”我觉得父亲不是母亲所说的那种傻得不透气的人，而是一个外憨内慧的男人。多年来，乡间没一个人说我父亲不好。他死后，村人说，最后一个好人没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不是懦弱，而是规避，不是不抗争，而是用消极的方式，替妻儿卸力，让强势者看在他的面子上手下留情。

　　

　　2011年秋末，我照例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没事，但语气很勉强。我再问，她说：村里要修路，邻居家要通水泥路，必须路过我们家门前。为了加宽，同意把不到一米宽的老路划给我们，条件是我们家拿出其他地方的一片田地与他们交换。母亲早就想把那路拿在弟弟名下，欣然同意。还说，这事就不让我知道了，换过来挺好。我说她糊涂，并说，要换地可以，但必须立字据，还要到公证处公证，还要大队主任之类的在场。

　　

　　母亲仍说不用、没事。我吼她说：你忘了这些年受的欺负，他们此时说可以，一旦修好路，路修好了，再不认账咋办？

　　

　　有一点好处就忘乎所以，顾头不顾尾，不深思，更不知道好处其实是危险的藏身地。这是母亲处事的最大软肋。被辱者，首先是自辱。这句话放在母亲身上也比较合适。但作为她儿子，我如何能嫌弃自己的生身母亲呢？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暗点。大伯一家当年那种想法或说理想，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道理。人毕竟是自私的，这种自私在利益和资源的占有上更为深刻。

　　

　　到2012年，我就在外二十年了，对老家和老家人，我始终抱有怨恨和鄙夷，甚至有一种强烈的与之反目成仇的决绝之心。每想起母亲的屈辱生活，我就泪流满面。可现在反倒觉得，每一个人做事想问题，都会首先从自身利益得失出发，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经济收入低微的乡村，对于财产和资源的争夺与暗算也很酷烈。倘若我还在乡村，我可能也会因为一点得失，而罔顾血缘与宗族，行为和心理可能比他们更为卑劣与残酷。

　　

　　这样想，我能够原谅很多。可仔细检点，我还是有一些事和人无可原谅。一是大爷爷二儿子一家对我弟弟造成的伤害！还有与之相类的大伯的儿子，我弟弟受到伤害，他竟然故意在我母亲和弟媳妇面前幸灾乐祸。二是乡派出所当年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两位民警，他们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让我感到了一种宏阔的忧愤与悲哀。三是我母亲和弟弟一家仍在乡村，诸如此类的争战从未消歇，而且越发地充满“战略和谋略性”，再以后，他们还会不会遭受屈辱与伤害呢？四是资源越来越稀缺，人口越来越多，地表水早已消失，树木和矿产也在枯竭，再多少年后，南太行乡村还是否适宜人生活？如果不能，母亲和弟弟又该去哪里？我能帮助他们多少？

　　

　　这些年，每一次携妻儿回家，我不断请人吃饭，与一些在乡村有话语权的人交好。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好几次，我想把大爷爷家的兄弟三个，还有他们的儿子们，叫到一起吃个饭，尽释前嫌，为母亲和弟弟创造一个好的人为环境。可我总很犹豫，因为，人心是最善变的，其深度即使宇宙也不可比。我也悲哀地发现，尽管我身体不在乡村，但实质上从没离开过。只是，与前些年相比，在对故乡——乡村这个人类生存区域和文化载体上，我有了一些滋味古怪的理解和宽容。可是，我知道，对时常受伤的人而言，最偎帖的安慰，或许只能出自自己的内心和灵魂。

　　

　　（原载《天涯》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