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再不会有人记得兰姐了。虽然六十多年过去，有许多的人和事都被汹涌的时光吞没了，但我却常常想起兰姐。而且，只要我想起兰姐，想起这个像草一样卑微又薄命的女人，她就会湿淋淋地站在我面前，身上在滴滴答答滴水。

　　

　　我是先认识兰姐的父亲，然后才认识兰姐的。

　　

　　这是我寄养在洪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养父见我长到了六七岁，该发蒙了，急着送我去念书。但送当地的学校显然不安全，他考虑再三，想到了一个与他有生意来往的刘姓木材商，家住在澧水江边。那是一座古旧的宅院，住的人少，非常安静。与刘家同住一个院子的，是一对从外地逃难来的父女。父亲是个老先生，足不出户，全凭教人写字和写家书度日；女儿老实本分，在父亲的影响下略通文墨，是个有教养的姑娘。养父在与刘姓木材商的交往中，捎带也认识了这对父女，常会带点粮食和猪肉接济他们。有了这种情谊，养父想，先请老先生给我上上课，这样既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又能让我认几个字。

　　

　　养父是个商人，公司开在离洪江不远的安江，每次回到洪江，都会带着我从塘陀巷瞿家住着的那个独门独院，穿过大半个小城，走到刘家大院去上课。把我交给老先生后，他便去前院或刘家临街的店铺里与木材商谈生意和聊天。染上抽大烟毛病的养母是不会做这件事的，她是个四体不勤的人，连我的衣食住行都顾不上，更别说送我去上课读书了。养父把我从家里带出去，她正好图个清静。

　　

　　第一次走进地处江边这个几年后我和养母也将住进去的院子，我诚惶诚恐，有种走进庙里的感觉。院子很深，很暗，又很潮湿。未进院子抬头望去，屋子两边的檐角藓类苍苍，漆黑的瓦塄上长着几蓬绿草。路过天井的时候，脚下毛茸茸的，原来地面和墙根蔓着淡淡的青苔，如同铺着薄毯。靠近地面的墙由于受到潮气侵蚀，有好些地方结着一层如同白霜的硝盐。正是梅雨季节，天井上方不时落下几串檐滴，哧溜声中，沟里油绿的水面迅速冒出几个水泡。人在昏暗的屋子里走，脚步声和咳嗽声就像从另外一个世界传回来。

　　

　　看见老先生，我有几分畏惧。他已风烛残年，半边偏瘫，不大的一个头老在晃动，太阳穴两边各贴着一块三角形膏药，像极了黑白电影中那些脸色阴沉的遗老。他的眼睛也不好，看东西非常吃力，常常鼻子碰上才发现有异物，慌忙后仰。坐在后院厅堂的桌案边，他若有若无的身子差不多融化在阴影里，需要好些工夫才能认出来。

　　

　　厅堂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堂，色泽模糊，上书“天地君亲师”几个字；两边的对联，字迹潦草，不知出自什么人之手。嵌在两根柱子间的供案上，放着香炉、供品、几幅先人的瓷板画像。画像里画的都是死去的人，目光诡异，看一眼毫毛都会竖起来。

　　

　　坐在厅堂老先生的面前，我如坐针毡，心里七上八下的，眼睛怕看又忍不住往瓷板画像上看。看着看着，画像里的人动了起来，吓得我连气都不敢喘。老先生拿起桌上的戒尺，笃笃地敲打桌面，说，看么子看？把心用在书里，再看我打你的手心！

　　

　　更不敢看老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真实、很遥远的人，仿佛刚刚从瓷板画像上走下来。他乜我一眼，让我坐得离他近一些，我却不听使唤地往后缩。幸好老先生的女儿和他形影不离，不是坐在一旁缝缝补补，就是蹲在天井边洗衣服。后来我才知道，老先生行动不便，离开那张椅子进卧房、上厕所，抑或出去走走，都得由女儿搀扶。他和女儿相依为命，离开她，几乎寸步难行。

　　

　　也亏得有老先生的女儿在场，坐在宽大而昏暗的厅堂里，我那颗稚嫩的心才不至于惊慌。每次养父把我送到老先生面前，我都求救似的望着这位姐姐，祈求她总坐在那儿，不要离开。

　　

　　老先生的女儿，就是我常常想起的兰姐。

　　

　　她是个腼腆的人，说话细声细语，两只手白白的，软软的，有那么点书香门第的味道，却没有书香门第的命；长得不算好看，也不难看，但身体匀称，健壮，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常年穿在身上的一件蓝印花布褂子，被她青春勃发的胴体撑得凹凸有致，曲线起伏。不知她是跟随老父亲从长沙，还是从常德流落于此，说来也是个湘女，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潇潇湘女的刚烈和热辣。只有相处久了，你才能从她的目光里看出深藏的坚忍和三湘女子特有的倔犟。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还从未嫁人，不是被战乱耽误了，就是被老父亲拖累的。

　　

　　老先生是碍着养父的面子，才答应收我这个学生，教学没什么章法。刚来那天，他问养父教我点什么，养父想了想说，就教她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吧。因为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我爸爸妈妈都在前线杀日本人，军人出身的养父让我学精忠报国，大概是出于对我父母的尊重和他自己的爱憎，希望我从小有报国意识。

　　

　　老先生便教我《木兰诗》和岳飞的《满江红》。

　　

　　知道花木兰这个人吗？那可是个女杰，一个不让须眉的烈女子，不过她是北朝时期的人，《木兰诗》就是写她的。说完这句话，老先生开始给我讲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接着摇头晃脑地把《木兰诗》朗读了一遍，再让我跟着他读。其实，说读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唱，是吟，是一咏三叹。老先生朗读的时候，眯着眼，如醉如痴，从他嘴里发出的朗读声像山峦那般巅连起伏，又像流水那般去意徊徨，根本听不清词句。我那时小，从未读过书，更没有接触过古诗词，哪里听得懂他在读什么？一句也听不清，只能傻傻地望着他。

　　

　　望我做么子？望书！老先生又用戒尺敲桌子，敲完把手里的书递给我，让我照本宣科。书是那种纸页发黄的线装书，竖排，没有标点。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哪里读得下来？

　　

　　老先生见我年纪太小，程度又浅，有些失望，也有些无奈，束手无策中，一个哈欠上来，眼睛便睁不开了。接着他咕哝一声，趴在桌上睡着了，喉咙里发出咝儿咝儿的哨音。

　　

　　我两眼茫然，坐在一旁的兰姐抬起头对我笑笑，马上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轻手轻脚地走到我身边，打着耳语对我说，小妹妹，别见怪啊，老人家年纪大了，盯不住，先让他睡一会儿吧，接下来我教你习字。她很熟练地从靠墙的一张桌子上取过毛笔和砚台，放在我面前，俯身捉住我的手，让我对照书里的繁体字，一笔一画地往纸上写。

　　

　　那些纸不是那个年代常用的九宫格，而是老先生教人写字时用过的废报纸。我就在写过字的纸上照葫芦画瓢。不用说，我写得极其费劲，兰姐捉住我的手还好些，一旦松开，那字便写得天上一笔，地上一笔。繁体字的笔画多，结构太复杂，我怎么用心写也写不好，总是笔画叠笔画，有的简直不成字，像鬼画符。

　　

　　兰姐不急，很有耐心地端正我的坐姿，教我如何运笔。对那些复杂难写的字，让我停下笔，伸出手掌，在我的掌心里一撇一捺地写一遍，再让我自己练习。由于不得要领，几个字写下来，我已是满头大汗，她早准备了一条手巾，帮我擦去额角和脸颊上的汗珠。

　　

　　从这开始，兰姐和我越来越亲近。因手把手地教我写字，两个人的身子挨得特别近，近得听得见她的呼吸声，闻得到她身上的体味。但她是这样的温和，这样的善解人意，在她面前，我渐渐地有一种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到后来，我在叫她兰姐时，就像叫自己的亲人。

　　

　　虽然我的亲姐姐红红早不在人世了，而且我与她从未谋面，但如果她活着，我想我就应该用这样的语气叫她。

　　

　　呀！小妹妹，你头上怎么长虱子了？有一天，俯身站在我身后的兰姐突然失声叫道。说着她松开我的手，贴近我的头发嗅了嗅，接着说，难怪呢，头发是馊的。你有多久没洗头了？

　　

　　我当时太狼狈了，红着脸，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虽然只是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但我已经知道害羞了，懂得头上长虱子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可我不敢告诉兰姐养母不管我，别说给我洗头，就连她自己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像个鸡窝，只有在出门时才会勉强收拾一下。

　　

　　以兰姐的心细，我相信她很快就能明白我是个缺少母爱的孩子，只听她轻轻地叹息一声，说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我以为她去解手，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天井边的一道侧门里，这时才感到头有点痒，像有许多小东西在爬，连忙伸出手去抓，自然越抓越痒。

　　

　　兰姐回到厅堂，见我两手在头发上乱抓，眼里湿湿的，说，别抓别抓，让姐姐来帮你。然后把我按在一张椅子上，自己搬来一条板凳，坐在我身后，用一把密密的梳子帮我梳头，梳一下让我看一眼。

　　

　　连同头皮屑，梳子上梳出许多白白的粉状东西，那些细小的颗粒在匆匆移动，看了让人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兰姐说，小妹妹，你看你看，这么多虱子在咬你，吸你的血，头能不痒吗？说着放下梳子，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盖拼在一起，发力一合，立刻响起噼噼啪啪的声音。同时嘴里在喃喃自语，造孽啊，造孽啊，这么大点孩子。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兰姐说，走，到院子里去，姐姐帮你洗洗头。我走到太阳底下，她从厨房里一只手提来半桶热水，另一只手端着一个木盆，木盆里放着手巾和包在帕子里的皂角。我当即醒悟，兰姐刚才说出去一下，原来是去厨房给我烧水洗头。

　　

　　把水倒进木盆里，兰姐试试水温，让我趴在木盆的边沿，低下头，把头发浸泡在热水里，帮我反复地揉，反复地搓，又用梳子反复地梳。水有点烫，又正值盛夏，我热得汗水淋漓，但只能咬牙坚持。她不断问我，烫吗？水烫吗？马上就好了。又说，姐姐不诓你，洗完就舒服了。哪有小姑娘家家的，头上长虱子的？

　　

　　洗完头，我真就不觉得痒了，有种从未有过的清爽感。这时，兰姐把我的头发挽成一团，从盆里提出来，在阳光中抻开，用手巾一点一点吸上面的水，动作是那样的轻，那样的温柔。再看那只木盆，水面上密密麻麻地漂着一层白色尸体。因怕烫着我，兰姐不敢把水烧得太热，有许多虱子未被烫死，仍在挣扎。

　　

　　养父来接我的时候，兰姐已经帮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模像样的，还找出两根红头绳给我扎了羊角辫。养父的眼睛一亮，说，哇，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呀，打扮得这么漂亮？然后面有愧色地向兰姐道谢。兰姐说，这有什么呀，我喜欢小妹妹，她真乖。走在小城的石板小道上，我一路蹦蹦跳跳，感到无比的轻松。养父追着我说，看我家姑娘多高兴啊，像一只小鸟。有本事你给我飞啊，飞到天上去。

　　

　　从此我每次去刘家大院上课，兰姐都要给我洗头，梳头，扎羊角辫。说话间夏天到了，天气炎热，但兰姐家用的是井水，即使在正午打出来也很凉。她怕我感冒，每次都打好一桶水，先放在烈日下晒，让它回温。课上得差不多了，再给我洗头。这时桶里的水清凌凌的，不热也不凉，浇在头上特别舒服。

　　

　　还不止这些。去上课的次数多了，兰姐事无巨细，什么都为我着想，好像我真是她的亲妹妹。鞋子破了，她给我做鞋；袜子露出脚趾头了，她给我补袜子。我的衣服大多数是养母穿剩的，不怎么合体，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兰姐便动手给我改，该缩小的缩小，该裁去一截的裁去一截，有的还别出心裁地加个领子，添道滚边，穿出去焕然一新，看不出改过的痕迹。这些事情，我知道凡是女人都会做，但对一个远离母亲的孩子来说，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自从有了兰姐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再也不惧怕去江边的刘家大院上课了，面对老先生心里也不再觉得忐忑。如果养父在公司被事情拖住，回不了家陪我去上课，我便会烦躁不安，像丢了魂似的。

　　

　　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不到半年，养父就把塘陀巷那个独门独院多出来的房子租给了两户从外地逃到洪江来避难的人家。这两户的主人，一个是语文老师，一个是音乐老师，养父不收他们的租金，条件是让他们教我读书。这个用心良苦的安排可谓一举两得，皆大欢喜，首先是给我找到了新的不出家门就能上课的老师，其次是那两户逃难的人家有了安身之处。

　　

　　平心而论，与老先生摇头晃脑只会教古书相比，我更喜欢给我请的两个新老师。他们接受了新学，给我带来了许多新鲜知识，比如我从此用上了民国商务版的新国文教科书，开篇即是《天地日月》，内容童心洋溢，平白明净。他们还带来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上海出的少年杂志《小朋友》，这些课外读物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让我喜欢得不得了。音乐老师教我许多在国统区广为流行的歌谣和电影插曲，比如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还有李叔同那首《送别》：“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歌里那种空灵而又忧伤的意境，至今让我念念不忘。我以后喜欢文学创作，兴许与此有关。

　　

　　不再去刘家大院上老先生的课，唯一让我不舍的，是离开了兰姐，再没有人给我梳头、给我缝补浆洗了。因此，即使有了新的老师，有了我喜爱的求知新天地，我也常常怅然若失。

　　

　　过了个把月，有一天，忽然听见有人敲门。那种敲法先是犹犹豫豫，生怕打扰主人似的；过了一会儿，声音重起来，有种非要进来的意思。我打开院门，站在面前的，正是我希望见到的那个身影。

　　

　　兰姐！我一头撞在她怀里，喃喃说，我想你，想你，想死了。说话间，眼泪大滴大滴地涌出来，糊了她一身。

　　

　　兰姐紧紧把我搂在怀里，她说，小妹妹，我也想你啊，这不，你不来看我，我先来看你了。原来，她是趁着老父亲午休的间隙，抽空找来看我的，手上挽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给我做的一双新布鞋。我连忙把她让进屋里，告诉养母说她是兰姐。

　　

　　朝养母点点头，兰姐也不管是否受欢迎，自己钻进灶间去烧水，又找出木桶和脸盆，给我洗头，好像她就是这个家里的人。

　　

　　到底是大户人家出身，养母并不小气，她看到兰姐手脚麻利，不把自己当外人，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想是养父对她说起过兰姐，这回亲眼见了，竟喜欢上她了。临走的时候，养母拉着兰姐的手说，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嫁不出去呢？又说，兰姑娘，这个媒人我是当定了，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

　　

　　都以为养母只是说说而已，不曾想她早有做媒的心思，不出几天，就把人招到家里来了。这边又把信带到江边，让兰姐赶来见面。

　　

　　那人跟养父来过家里，也是安江纱厂的股东，姓王，年纪怕有五十了，很老相；个头又矮，而且胖，两只肥硕的脚呈外八字朝两边撇，迎面相遇刚看见他往左边来，马上又奔右边去，浑身的肉多得纷纷往下坠；夏天穿得少，他掀开身上穿着的黑府绸褂子，敞胸露怀，给人一种油腻腻的感觉；讨人嫌的，是他长着一对三角眼，看见女人色迷迷的，好像一匹饿急了的狼。

　　

　　听养母把兰姐介绍给这个男人，我心里很不高兴，觉得两个人太不般配了。兰姐和老王站在一起，就像人们说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因此，在整个相亲过程中，我虽然被养母哄来哄去地往外赶，但只要有机会，就贴在兰姐身边，希望转移她的注意力。我在心里说，兰姐啊兰姐，你可千万不能点头，不然太便宜这个家伙了。

　　

　　可兰姐还是嫁给了老王，我弄不明白是养母把她说糊涂了，还是她自己害怕嫁不出去，或者有其他我猜不透的原因。总之，兰姐一嫁给老王，她水深火热的日子也就开始了。

　　

　　按湘西的风俗，新婚夫妇举办婚礼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上礼物来酬谢媒人。通常是提一只竹篮，用红布半掩半露地盖着，在篮子里放上红包、布匹、鞋子，还有时兴糕点；体面又大方的人家，还会放上一根金条。但养母打开老王送来的篮子，里面只有一双布鞋，几款大路货的糕点，气得她大骂老王小气，是个吝啬鬼。老王一走，她就把他送来的东西扔在了畚箕里。

　　

　　过去十几天，兰姐单独回到洪江，又来看望养母和我，穿着的却是从前的衣服，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往常那张水灵灵的脸异常憔悴，说起话来支支吾吾的。看见养母的茶杯干了，她有意无意地撸起袖子，帮养母续水，白白的手臂上露出一道道血痕。

　　

　　养母本来就心存疑问，一见兰姐手上的伤痕，大吃一惊，连忙问是不是老王对她不好。兰姐什么也不说，只是嘤嘤地哭，泪水像雨点那样滴滴答答落下来。养母说，大妹子，你都是入过洞房的人了，男人和女人那点事情也没什么不好说的。既然是大姐为你做的媒，如果老王欺负你，我和老瞿为你做主。

　　

　　其实养父挺看不上老王，他在他眼里，早就是个拎不清的人，只不过碍着同是纱厂股东的情面，才有些来往。养母把兰姐介绍给老王，养父原本持反对意见，无奈是自己的老婆穿针引线，而且老王答应抚养兰姐的老父亲，这使兰姐能腾出身子来做回女人，也就默认了。

　　

　　养父和养母为兰姐受委屈的事去找老王，想不到老王竟油嘴滑舌地应付他们。老王说，大哥，大嫂，你们都是过来人，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锅勺还会碰锅沿呢。再说，男人管教一下女人，有什么错？

　　

　　老王讲出管教兰姐的理由，是她手脚笨，脑子不灵，根本上不了台面。他举例说，一天，他请厂长到家里来吃饭，让兰姐好好做一桌饭菜，结果端上来的菜不是太咸，就是太淡，把好端端的东西糟蹋了不说，还弄得他在厂长面前大跌面子。

　　

　　养父知道厂长是个很讲究的人，穿洋装，喝洋酒，闯荡过十里洋场。兰姐生在普通人家，吃粗茶淡饭长大，怎么做得出厂长喜欢的饭菜？他对老王说，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得慢慢教她，慢慢让她见世面，长见识，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人和人到底不一样嘛。

　　

　　老王说，那是，那是，我慢慢教，大哥嫂子放心吧。明显的漫不经心，养父看得出他是在敷衍他们。

　　

　　教人的方式有很多种，用嘴是教，用拳头也是教，但老王对兰姐采用更隐蔽更龌龊的施教方式，那是养父和养母根本想不到的，也绝不会往那方面想。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养父和养母当时想，木已成舟，既然兰姑娘已经嫁给老王，他们夫妻如何相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说多了让人生厌。偏偏老王是个不容易进油盐的人，以后兰姑娘跟着他过什么日子，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然而，事情远没有养父养母想的那么简单。这之后兰姐挨老王的打，受老王的折磨，不仅不比过去少，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跑回洪江来见养母。每次来，都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别说给我洗头、梳头，就连她自己的头也变成了一蓬乱草。有几次我看见她撩起衣服让养母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的。

　　

　　养母有时去邻居家打牌，兰姐见四处无人，什么也不说，一把抱住我哇哇地哭。我帮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对她说，兰姐，我从门缝里看到了，老王这样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兰姐哭得更伤心了，撕心裂肺地哭。她说，小妹妹，大人的事你还不懂，那样我会被他打死的。可我被打死了不要紧，谁来养我父亲啊？！他老人家太可怜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渐渐的，我从养母和养父的窃窃私语中，听出了兰姐藏着的一个秘密：老王性变态，做不了男人想做的事，却不愿放过兰姐，每天夜里都要虐待她。他脱光兰姐的衣服，有时把她捆在床上，有时绑在椅子上，用手掐她的私处，用烟头烫她的乳房，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兰姐在贫寒中长大，从未有过夫妻经历，哪里见过这种事情？面对老王无休无止的纠缠，她有苦无处说，有痛不敢喊，每天过着羞于见人、生不如死的日子。

　　

　　养父怕兰姐被折磨死，再次找到老王，请他放过兰姐。老王见事情败露了，露出一副下三烂的嘴脸，对养父说，老瞿，你管这个事干吗？你知不知道她是我花了钱买的？还请人服侍她父亲。我愿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谁也管不着。养父急了，说，老王，人不是畜生，别以为花了钱就可以任你作践，给你当牛做马。这样吧，你说个数，你花了多少钱买兰姑娘，我给你多少钱买回来，放她一条生路。老王突然翻脸不认人，说，那不行！我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你出多少钱也不卖。养父怒不可遏，抓着老王的衣领说，你这个王八蛋，真把兰姑娘当东西了？别给你脸不要脸，当心我去衙门告你！老王决不服软，他说，老瞿，你想告就去告吧，告到天王老子那里我也不怕。

　　

　　当过国民革命军团长，跟着我父亲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养父，血里火里死人堆里，什么样的恶人没遇过？但面对老王这样的无赖，还真是没有办法。想到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就这样毁在一个无赖手里，而且是他夫人做的媒，他心怀愧疚，发誓要把这个弱女子拯救出来。

　　

　　放下老王，养父去找纱厂老板，提出以厂里的名义给他施加压力。未料老板避之不及，对养父说，老瞿啊，我也同情兰姑娘，她挺可怜的，可这是件私事啊，何况还是通过你老婆明媒正娶，你怎么管得了？老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说穿了就是一个痞子，哪有道理可说？你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养父说，这样下去，是要出人命的。老板说，不就是个女人嘛，要死要活，由着她吧。

　　

　　只有仰天长啸的份儿了，养父一筹莫展。湘西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男尊女卑的习俗异常顽劣，买卖女人和打女人的事司空见惯。偏远的乡村，男人和女人通奸，男人可以招摇过市，女人却要被装进猪笼，沉入深潭。对此，衙门不管，社会麻木不仁，只能听之任之。

　　

　　回到家里，养父无能为力地抱怨养母，说，你看你，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却伤天害理，把一个姑娘推进了火坑。

　　

　　养母自知理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愤怒，绝望，忍无可忍，兰姐见谁也救不了她，只好逼迫自己往绝路上走。她选择的办法是以死相搏，而且要拉上老王同归于尽。

　　

　　事情是这样的：老王顽固不化，一意孤行，但也怕触犯众怒，因而最终选择逃离湘西，远走高飞。不过他说了狠话，即使离开湘西，也要把兰姐带走。他说兰姐是他的婆娘，生该是他的人，死也该是他的鬼。他就是把她带进棺材里，别人也拦不住。

　　

　　兰姐有了死的念头，这时也不怕他了，只是在默默寻找机会。她心里说，哼，你想把我带走就带走？没那么容易，除非我死了，带走我一具尸体。话说回来，我跟你走了，我半身不遂的老父亲怎么办？让他活活饿死？即使没有那件见不得人的事，我也决不离开洪江。

　　

　　事情闹到这一步，老王也是一不做、二不休了。离开洪江那天，他雇了一条小船，又招来几条彪形大汉，突然把兰姐按倒在地，用麻绳捆住她的手脚，塞住她的嘴巴，把她抬进了船舱。

　　

　　然而，船没有走多远，江边就传来了噩耗。

　　

　　说来也怪，这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江面风平浪静，出事的地方也不是凶险水域，但船说翻就翻了。活下来的只有水性好的船老大，问他船是怎么翻的，回答是他也不知道，怕是碰见鬼了。

　　

　　兰姐和老王的尸体被冲了几十里，几天后才在澧水的下游被找到。在水里泡了几天的两具尸体已面目全非，头胖得像个笆斗。

　　

　　关于兰姐的死，当时有好几个版本。有的说船起程后，老王得意忘形，正盘腿坐在船头和船老大喝酒，由于他太胖了，一个浪头打来，船突然竖了起来；有的说是兰姐挣脱了绳索，用舱里的一把斧头劈开船底，导致船舱大量进水；还有的怀疑船老大谋财害命，故意把船弄翻了。当然，这都是猜测，谁也说不清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听到兰姐和老王的死讯，养父、养母，还有我，几乎不假思索，都断定船是兰姐弄翻的。至于被捆住了手脚的她如何能做出这种惊天之举，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死无对证。

　　

　　更惨的是，在兰姐死的当天，她的父亲，那个教我读过《木兰诗》和《满江红》的老先生，悲愤交加，也上吊自杀了。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样决绝，这样壮烈。特别是，这对相依为命的父女，一个是给我启蒙的人，一个给了最真挚的我最渴望得到的爱。我尤其被兰姐的死吓坏了，我说不！兰姐不会死，她还会回来给我洗头，梳头，扎羊角辫。我还说该死的是老王，那个老王八蛋，老流氓，老色鬼。

　　

　　我哇哇地哭起来，痛心疾首地哭，天崩地裂地哭。

　　

　　养父几天没回安江，一直守在我床边。这是他出面安葬这对可怜的父女之后，我连日高烧，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胡话连连，哭泣不止。养父端一只药碗，边喂药边开导我说，孩子，你哭吧，哭吧，把心里的恐惧和思念哭出来，兰姐也不枉疼你一场。

　　

　　2011年８月13日木樨地

　　

　　2012年7月7日定稿

　　

　　（原载《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