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中国货币1元可以兑换德币2马克，一战过后，1元中国货币已可兑换50马克。战后德国留学费用并不高，许多中国学生都选择到德国留学。留学生中，有一半是自费，大多来自江浙广东一带比较富裕的家庭，其他则是公派，或仰仗省府资助，官费留学生在德国每月有2400马克生活费。而王光祈不是公派，家境也并不富裕，他在德国，完全凭借自己的文字能力谋生存，他每月生活费需600马克，但笔耕不辍，这笔钱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吴虞曾在日记中记到，“王光祈到欧系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三处特约通信”，“每年1200元”。以当时德国的物价看来，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好友魏时珍与他情同手足，王光祈时常接济他。凭着自己在文字上的才华，王光祈的生活还算宽裕，1920年12月，他在一封给恽代英的信中写到：“曾经用过每日铜元4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每日吃得甚饱。”当时德国政府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子还尽可能提供方便，据王光祈回忆，“若在校内进膳，每餐只收二马克半，较之外面饭铺便宜一半。坐电车看戏剧皆可减价。”他“与时珍、及郑寿麟、吴屏诸兄各租一室”，每日除了读书，还在一起经常谈论时政，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却时时挂念祖国。初去德国，王光祈德语不佳，但他下定决心“专心学德文，数月中绝不履城市”。

　　在法兰克福住了大约1年半后，王光祈来到柏林，在确立要用音乐唤起民族自觉的决心后，他先在一所专科学校补习钢琴、小提琴与音乐理论，1927年转入柏林大学音乐系，长达7个学期。1932年11月被波恩大学东方学院聘为讲师，并于两年后以《中国古代歌剧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荣誉的音乐学家。他将目光汇聚在音乐史，开始思考音乐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并一度热情澎湃。

　　王光祈留德共16年，改习音乐13载，勤奋著述，卓有成就，陆续写成音乐专著17本、论文40余篇。如《欧洲音乐进化论》《东西乐制之研究》（属我国最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音乐学著作）《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音学》《翻译琴谱之研究》（向西人介绍中国古琴音乐的著作）《中国音乐史》《西洋名曲解说》《西洋音乐史纲要》等等。其中不少书著具有首创性和独特的眼光，表现了王光祈独到的音乐思想。他主张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藉以振奋人心，以此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还提出了发展民族音乐的具体办法，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一生致力于改良中国社会，从改良国民的精神世界立场出发，从事音乐理论研究，试图以研习音乐来达到他救国的目的，“欲借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在这个四处充满音乐的国度，他感受到了音乐动人的力量，且深受德国人“非有音乐不能生活的境地”的熏染，认为改造中国，应先改造人心，而改造人心，则必须从恢复“礼乐”开始。这与中国儒家的“礼乐观”相契合。“礼乐”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他敬慕孔子礼乐教化的思想，认为振兴礼乐，可以改善社会人心，振奋国民精神，改造整个国家。他认识到音乐足以唤醒民族精神，使其日夜梦想的“少年中国”理想落到实处。王光祈认为，音乐是“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的艺术，因而特别强调“音乐化人”、“寓教于乐”。王光祈是思想家，他坚持认为世界应该建设出音乐人生观，应该以音乐去培植人类的良知，以弥补法制社会的冷酷无情和种种弊端，王光祈是中国儒文化对外的主要传播实践者。四川音乐学院建有王光祈先生塑像和纪念碑亭，纪念这位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先人。

　　在德国短短的10多年中，即使生活十分艰苦，他在音乐研究方面依然涉猎广泛，学过小提琴、钢琴、音响学、和声、乐律学、对位等音乐理论。此外，他还跟世界乐器学权威、德国著名音乐学家萨克斯学乐器学。

　　他的研究是中西方音乐的一座桥梁，他一方面积极研究中国音乐史，把中国音乐文化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又广泛研究西方音乐，并把它介绍到国内。他一方面对中国音乐的乐律、调式、乐器、乐队、器乐、诗乐以及音乐思想进行归纳整理，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译著编选，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他既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又注意吸收借鉴西方音乐文化，为创造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而努力着，以最终实现用“音乐再造中华民族”的梦想。他在音乐学研究中追求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推动创造中国的“国乐”，什么是“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他主张立足本民族的音乐及文化传统，建立本民族特有的音乐体系。“这种国乐的责任，就在将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表现出来，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他以南北朝至明清中外音乐相互交流的历史，说明我国音乐在吸收外来因素中而得到极大丰富，但又始终保持了本民族自身的特色，并对外国音乐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他要求在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及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利用西洋乐理使我国民族音乐能适应现今时代潮流，并为民众所接受。他强调“伟大国乐”绝不能“以西乐代庖”，更不能依靠“洋音乐家”。他考证中国古代乐制的“三分损益法”与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的定律并不存在源流关系，驳斥了所谓“中国乐制源自希腊说”。他撰写了大量向欧洲各国介绍中国音乐的论文，其中还包括为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大辞典》撰写的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他认为“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非如其他学术可以尽采西洋，必须吾人自行创造”。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利用外国音乐的长处，认为“音乐主要之点，全在乐中所含意义，形式方面，尽可取自他人”。为了搭建中西音乐文化桥梁并借鉴外来经验，王光祈通过著述，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用当时德国的比较音乐学方法，写成《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千百年间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关系》《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名曲解说》《西洋音乐史纲要》等著作。

　　“吾之志，在以乐为学，而不以乐为技。……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抉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分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在王光祈眼中，“音乐是人类生活的表现”。在王光祈所撰写的《中国音乐史》一书中，他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的结果。”他的研究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这样评价《中国音乐史》：“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则是王光祈先生及他的《中国音乐史》。”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则这样评价王光祈：“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

　　王光祈是一个奇才，也是一个全才，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就。在德国期间，他除了主要从事音乐研究，用译著事业报效祖国外，还积极从事各种爱国活动，致力于中国现实政治外交问题的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王光祈编译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7种，即：《瓦德西拳乱笔记》《李鸿章游俄纪事》《美国与满洲问题》《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西藏外交文件》《库伦条约始末》。这7种编译外交史料，在当时极具先见之明，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感祖国被蹂躏践踏，发奋编译《国防丛书》，以期为中国抗战提供参考，虽身在异国他乡，亦希望能为抗战尽微薄之力。这批书籍的出版曾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曾特地通过驻德使馆，转询王光祈，“如愿回国，当图借重”，希望他回国效力。

　　王光祈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十分勤奋、艰苦。既没有公费待遇，又无家庭资助，全靠卖文为生的生活，最终令他积劳成疾，1936年1月12日，因突发脑溢血骤然病逝于德国波恩医院，终年仅44岁。噩耗传回国内，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和他的故乡温江县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南京追悼会上，蔡元培致悼词，徐悲鸿为王光祈画了遗像。1938年，王光祈的骨灰由其生前好友从波恩辗转运回成都。1941年冬，李劼人将王光祈骨灰葬在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侧，即他中学时与魏时珍等同学“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合葬此处的地方。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向李劼人打听王光祈骨灰安置情况。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等单位共同召开了“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王光祈音乐学上的贡献》一文中指出：“将东西方之音律，东方各民族之音律进行比较研究，始创于王光祈，这无疑是我国音乐学上一大贡献”。“王光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著作家，卓越的音乐学家。”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之“王光祈”条目中明确写道：“他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1986年，在温江公园内修建了“王光祈纪念馆”。后人编有《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成都王光祈墓碑为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