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人欲横流的种种丑恶现象固然体现出醉生梦死、传统的道德规范土崩瓦解的末世景象，但另一方面，包括明武宗、神宗、光宗这样纵情声色行为在内的逐利逐欲行为，正是对过分束缚人之本性的社会规范的一种过分的反动。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才有那种“酒神精神”，外在的，放荡不羁的；而中国则通常是内省的，含蓄的。中国的这种狂欢精神往往不是自然的宣泄，而是被长期贫苦生活及单调精神生活沉重压抑的一种爆发式的宣泄。这种爆发式宣泄在传统社会行将没落、同时社会框架更为僵死、压抑更为沉重的明代社会，便体现得更为突出。

　　子不教

　　公元1505年夏天，淫雨连绵不断地敲打着紫禁城的琉璃瓦，滴滴答答的雨水声和铅灰色的天幕弄得人心烦意乱。时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上天垂泪，在哀悼那位明朝中期稍较明智些的孝宗新逝；也可能会有人认为这预示着新主朱厚照未来的统治不那么圣明。

　　中国的天人感应之说，成形甚早，自西周开始，至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而大盛，与谶纬迷信纠缠在一起，即人的善恶行为可以引起“天”的不同反应；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可以被视为人事的征兆。于是这些人臣们希望用天来制约君主的无上权威，用自然现象来警戒君主，使他们不要任意妄为。虽说这种做法十分软弱而可笑，但却是限制君权企图的表现。

　　大约在东宫登极三个月之后，众朝臣发现新天子与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8人泡在一起，游戏玩乐，根本不理朝政；阁臣们以孝宗遗诏的名义进行的一些改良，大都遭到宦党的阻挠而无法继续。于是大学士刘健借着久雨不晴、阴阳失调上疏劝谏，希望正德皇帝按照先帝的遗愿，淘汰宦官、军匠，罢黜失职武臣，清理内库贮藏，释放前朝宫女、内苑珍禽异兽，等等。但正德并不理睬，每天一大群内臣带刀披甲，前呼后拥，寻欢作乐。此后，户科官员刘菃、兵部尚书刘大夏、南京御史陆崑、礼部尚书张升等纷纷上疏言事。特别是后者，指出“自今年正月至九月，天鼓妖星，山崩地震，淫雨暴风，雷火水旱之变，凡百三十余处。而南京根本重地，地亦震，尤变之大者”。希望皇上近贤臣，远小人，改弦更张。

　　尽管正德我行我素，但在孝宗病榻前受托秉政的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不敢随波逐流、疏于职守，于是接连上疏劝谏，甚至敢于拒绝皇帝的旨意，不按宦官的意志拟诏。刘健最后指斥当时“朝令夕更，迄无宁日”，身居重职却对有些重大决策“略不预闻”；并举出朱熹的语录，表示在其位必当谋其政，如果无法谋其政，也就不敢居其位。对于这些激烈的言辞，正德也不在乎，刘健等大失所望，内阁集体辞职，这才迫使皇帝照他们所说的办。无非是打击败乱盐政的奸商、惩治违法的武臣、罢斥无功受禄的将士和内府滥增的宦官。但朝臣在获得小胜之后，却发现皇帝依然热衷于骑射和微服出行，不愿意与大臣在一起讲学，于是又纷纷上疏批评，在正德元年四月，终于由勋臣元老英国公张懋领头、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集体向皇帝上疏，引经据典，告诫皇帝要居安思危，诚心改过。对于这些尖锐的批评，正德帝似乎并不动怒，或者表示接受，或者发到有关部门去讨论，但就是不见丝毫改变。于是，先朝重臣、当时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吏部和兵部的负责人马文升和刘大夏，见事不可为，便于春夏之交相继退休离朝。

　　当然剩下的一些诤臣并不甘心祖宗的江山竟一朝毁于一个贪玩的少年天子手中，准备最后一搏。他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出在皇帝身边的那些宦官身上，与其忧心忡忡，不如集体请求皇帝杀掉太监马永成、谷大用等八人，言辞十分激烈。结果正德皇帝览奏之后，“惊泣不食”，想把这些人贬到南京，但谢迁等坚决主杀，刘健也推开桌子哭着说道：“先帝临终之时，拉着老臣的手，将大事托付于我。今先帝的陵土未干，竟让这些人败坏如此，就是我死又有何面目去见先帝呢！”司礼太监王岳等也支持他们。闻此，刘瑾等都跪在正德皇帝面前大哭，说这是司礼监要勾结朝臣制约皇帝的自由，激起正德帝的恼怒，事情便发生了逆转。

　　第二天，谢迁、刘健便被罢免。不久，一些直言敢谏之士如刘范、吕种、韩文等被接连削职。这便是正德初年的新朝气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托孤老臣和满朝文武看不下去呢？或者说，这些非杀不可的宦官们究竟领着少年皇帝做了些什么坏事？按大臣们上疏中言，就是他们整天“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甚至领着皇帝跑到外边市场上去买卖交易，白天玩耍还不够，夜里还要接着来，自然顾不上处理朝事。平心而论，到这时为止，正德皇帝与手下的宦官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体现了一个少年的追逐享乐、贪图玩耍而已，尚未给国家造成危害，既比不上之前正统朝王振造就的“土木之变”，也比不上以后天启朝魏忠贤的柄国乱政，也许朱厚照很不理解，我只是这样尽情嬉闹一番，就值得大臣们如此大动肝火？

　　其实大臣们完全清楚这一切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应该由宦官来负。虽说正德从小脑瓜就很灵，但并不太愿意读书，这一点他的父亲孝宗很清楚，所以在临终时专门指出其子“好逸乐”，让大臣们“教之读书，辅导成德”。孝宗在世时都无法从严管教，努力培养一个符合传统要求的储君，却要大臣来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真是应了“子不教，父之过”这句老话。大臣们不敢直接指责故去的老皇帝，也不敢事事都归咎于小皇帝，而把矛头首先指向宦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大臣们也清楚，如果只是皇帝贪玩了些，娱乐过了度，只要适可而止，也还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人都有娱乐的天性，都有权利在闲暇时间放松自己的身心，更不用说皇帝了。他们并不是因为视朝、听讲、批答奏章就完全失去了玩乐的时间，显得比平民缺少自由；因为平民也要在田间劳作，为衣食奔波终日，还要服各种各样的徭役，甚至由于里甲、关津等等制度而无法随意迁徙，他们的娱乐时间和条件，甚至自由的程度都不会比皇帝们多。就以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而言，乃是比较勤政图治的皇帝，他们还有南巡和木兰秋狝、热河避暑之举，更不用说如何修造大型园苑了，但并没有多少大臣对他们在这方面提出严厉批评，也没有影响时人或后人对他们的总体评价。

　　朝臣们之所以在正德皇帝继位之初便这样不留情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在史书上并没有留下十分清楚的记载，那就是皇帝还在东宫之时就已很不像话，至即位之初就更出格；他的举动已经超出了寻常的作乐，简直让正常人无法容忍，于是朝臣们害怕照此发展下去，结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设法阻止之。但这也只是一种揣测。大臣们多次指责皇帝好骑射，其实这并不算是什么大缺点，清朝皇帝还把娴于弓马当作继承者的必修课。但明朝大臣却小题大做，认为皇上九五之尊，万一马失前蹄，责任由谁来负？由此看来，正德元年前后朝中言路汹汹，可能有刘健等人受托孤之命而欲防微杜渐的因素。第二个原因在史书中痕迹较多，那就是害怕皇帝身边的这批宦官得势，必须乘其羽翼未丰而清除之。朝臣们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意识到宦官势力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经历了英宗时王振、曹吉祥导致的大变，宪宗时汪直统领西厂的厉害；甚至孝宗时都有飞扬跋扈的太监李广。“驸马贵戚，事之如父；外而总兵镇守，呼之为公”，收受贿赂成千上万。后李广自杀，孝宗还“赐之葬祭，又予祠额”，怀念不已。至正德即位，不仅是有这样一帮宦官领着皇帝四处游乐的问题，因为元年正月，便已有旨让刘瑾管五千营，张永管神机营、显武营等，掌握了京城的禁军一部；二月，又因宦官管理畿辅皇庄导致百姓“荡家产鬻儿女，怨声动地，逃移满路”，朝臣建议裁之而天子不允。于是朝臣感到威胁日近，害怕有东汉党锢之祸、唐朝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便借这批宦官诱导皇帝不务正业之机，力图将此威胁消于未萌。

　　无论如何，朝臣与皇帝及宦官之间的这场短兵相接造成了两个相关的结果。一是在那次未遂政变之中，刘瑾掌握了司礼监，马永成和谷大用分别掌握了东、西厂，“分据要地”，加快了他们把持政柄的步伐。二是朱厚照此后更加放荡不羁。原来他对大臣的批评有时置之不理，有时发下所司商议，有时表示“嘉纳之”，有时“勉从之”；他原定大婚开销40万两白银，后经大臣反对而减少了10万两；甚至有时还表示“自古帝王，不能无过而贵于改过”，“卿等所言，皆为朕忧国忧民之事，朕当从而行之”，尽管没有改过的事实，这种态度也就算不错了。但十月事件之后，谢迁、刘健离朝，正德便更无所顾忌，首先就把上疏请留刘、谢的21位官员拉出去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削职为民，朝中大臣敢于激烈反抗的就越来越少了。

　　从这以后的事实看，刘瑾引诱皇帝尽情游乐，目的在于自己独揽大权。史载他想方设法，搞出许多好玩的东西，等正德正专心于玩乐之时，他便把官员们的章奏拿出来请皇帝批示，皇帝一烦，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还用这些东西来一一烦我！”于是刘瑾往往背着皇帝批复决策，而皇帝则更专注于享乐玩耍。因为享乐玩耍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将国家命运委之于恶势力的代表，而非正人君子，这就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规范。

　　大玩家

　　朱厚照玩乐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他已经不满足于和小黄门宁、福德、福吉、宝延6店，买卖双方皆为宦官。厚照有时也头戴瓜皮帽，身着商贾衣，手持账簿，像模像样地一家家商店地算账。有时故意双方争执不下，还设有市场管理员过来调解。调解人把双方都请到“廊下家”喝酒解劝。此“廊下家”又是宦官们在“永巷”开设的酒店，就在玄武门以西，靠着禁城城墙，“长连”、“短连”加在一起共54个门，总起来就叫“廊下家”。里面时时传出筝、琴、琵琶之声，卖酒的老板娘及侍女等一见客来，立刻莺声燕语，出而迎之，喝醉了就在店里安歇。凡市面上有的杂耍卖艺、斗鸡玩狗以及妓院之类，应有尽有，令宫女装扮了在里面服务——即类似后来清朝颐和园苏州街那样的所在。这样的发明创造到后来竟弄假成真：宝和等店经营各处商贩的杂货，进项一年约几万两，按季进至御前。其每年收购货物中仅貂皮就约万余张，瓜子有1万石，腌肉约200车，猪羊80万头等等。而“廊下家”后来为答应、长随们的居所，旧时市肆光景虽已不见，但长随们闲来无事，各以曲做酒，卖酒以补用度。京城人都称之为“廊下内酒”，大约也是武宗时代留下的一点遗风吧。

　　明武宗热衷于商贾之道，虽说不过是为了凑个热闹，但毕竟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而是当时社会氛围的反映。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到此时开始有较大转变，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正德时期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万历时人何良俊记述说，正德以前90％的百姓从事农业，但这几十年来，“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在宪宗、孝宗两朝以前，士大夫之家也不过是“中人十家之产”，“至正德间，诸公竟营产谋利”，有些官员家产已达10余万，还是免不了几年之后田宅易主的命运。除了江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的变化也大体开始于正嘉时期。像当时无锡有个大商人地主邹望公，敢于与身任尚书的顾可学打官司，而且迫使顾某最后不得不与其和好。

　　山陕商人是明代以来著名的地区性商人群体，长期以来形成重商的风俗，所谓“士类不讳持筹”。到清雍正时追记当地风俗，是“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显然是把实际利益放在了首位。正德年间草疏弹劾刘瑾等宦官的著名士大夫李梦阳，祖上就是商人，由于他是陕西庆阳府人，与许多商贾出身的名人相熟，故其《空同集》中收有许多有关商人的篇目，他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写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都可以拥有同样的道德准则。李梦阳虽然是转述传主的话，但无疑是持赞同态度的。这样，正德前后，这一地区有许多弃学经商以及弃商学儒或因致富捐官的例子，表明士与商之间已经没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以上情形表明社会上的重商风气已经影响到官僚集团，这当然不仅局限于后者对商人及商业活动态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身体力行，而且运用权力的特殊作用来增加谋利的程度。正德前后，无论文臣武将、宦官外戚、宗室皇亲，都大开店铺，以致武宗上台时颁布的大赦天下诏都说，皇亲贵戚文武要人开设铺店，侵夺民利，要加以禁止。可正是从他开始，出现了所谓的“皇店”，皇帝自己都做起生意来了。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地处戎政府街（今灯市口北佟府夹道）的宝和等六店外，还在西安门外积庆、鸣玉二坊以及“内自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也建有皇店。所以朱厚照通过这种方式取乐消闲，也算是一种顺应潮流的赶时髦吧。

　　正德皇帝的取乐带上了商品经济的色彩，多少还是心血来潮，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专制君主的无限贪欲。正德元年光禄寺把内宫饮食之类的开销一算，发现竟比弘治元年增加了一倍。皇帝大婚以及修建自己的陵墓、赏赐等费用共需白银180万两，户部拿不出这么多，请从皇家内库即内承运库中补充一些，但武宗不答应。后来反让太监从国库和太仆寺取出35万两，移入内承运库。

　　内承运库承担着贮存皇家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的重责，其来源主要是所谓的“金花银”，即从江南转运的漕米每年400万石，折银100万两，供给皇家私用。其意在于内外分清，公私两便，互不干涉。但皇帝一旦发现钱不够用，或者不愿用自己的“私房钱”，便把手伸进国库。这原属违反制度，但制度永远低于皇权，所以户部也无可奈何。正德二年皇帝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元宵灯节盛会，同时为了巡幸游猎而大规模修理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县境占地约100多平方里的一处皇家禁苑，花费数以万计，从当年正月到八月便已用了20多万两白银。不够用，怎么办？正德帝便又想出新招，允许学生、官宦人家子弟、军人、商人乃至农民通过交纳不同数量的银子，得授阴阳、僧道、医、七品以下散官，以及省府州县各级衙门中的吏役杂职等官，等于是公开的卖官鬻爵。

　　到正德的侄孙万历皇帝时，皇家的逐利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神宗大婚，制作袍服，购取珠宝等费用，曾向户部要银1000多万两，再加上修建乾清宫等工程，应付朝鲜等地的战事，把国库搞得十分空虚。于是又想出新的办法，即把大批太监派到外地充当“矿监税使”，即开采金银等矿，并对工商业者加重税收。但哪里有这么多金银矿呢？就是有，急切之间也不可能搞出来。宦官们为了向皇上邀功，经常跑到富裕之家中，指着房宅要挟他们，说：“这里有矿！”这家就必须倾其所有，交纳金银，才能免祸；他们还经常吓唬工商业者，说：“你们漏税！”后者也赶紧把钱财贡献出来。搅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很多地方都激起了民变。实际上搜刮来的钱财，顶多有十分之一献进内宫，十分之二被宦官克扣，十分之三被爪牙们瓜分，另十分之四则被当地奸棍骗走。甚至有的宦官沿途挖掘坟墓，希望从中发现财宝，真成了明目张胆的盗墓贼了！有的宦官党羽“假旨诈财，动以万数”，致使东林党人李三才愤怒地质问神宗：“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倒是有位扬州富户向皇帝献银14万两，子弟立刻被封为中书舍人。所以神宗更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典型。他想出矿监税使的主意，自然是万历间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其眼红不已的缘故，但结果未必对商品经济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虽说国库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皇帝如崇祯者也总是哭穷，为缺兵饷而夜不能寐，甚至逼皇亲国戚出钱助捐，一副真正穷困潦倒的样子。但李自成义军进入北京后，还从内库中掘出每锭重三四百两的金银，其数量之多，在义军退兵西安时，“自京门达潼关千余里，日夜不绝道路”。于是后人不禁感叹：“崇祯天子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

　　武宗仿商为乐并不能使他满足，于是又在西华门外另起院落，造宫殿数重，两厢是一连串的密室，称之为“豹房”。那些靠给武宗提供女乐和御女之术的内外佞臣纷纷被召入豹房，轮流值班，叫作“豹房祗候”。这些人找来善歌舞的色目女子，歌舞通宵达旦，其色美者则留下供皇帝享用。除此之外，还把属于教坊司的乐工召来，选择技艺精湛者入豹房为皇帝吹拉弹唱。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的妹妹已嫁人有孕，但武宗听说她貌美，也不在乎别的，就将其取入豹房。从此马氏一家甚得宠幸，连宦官内侍都呼马昂为“舅”。这样一个去处使武宗流连忘返，被他叫做“新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