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文”掩盖下的篡位与篡政

　　作为大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那个在公元988年阴历十月十九日的风雪之夜走入皇宫的赵光义，十分羡慕他的前任获得的“雄才武略”评价，他极想让后世史家也给他写上这四个字，看来是没能成功。宋太宗赵光义被后人翻来覆去念叨的事，除了在继承皇位这一点上比乃兄更加可疑之外，就数大兴文事了。

　　宋太宗热心于文化事业是不难理解的，他没有皇兄那些卓著的勋业，太祖作殿前都点检时，他不过是个22岁的年轻将军；他也没有皇兄那样大度宽宏，他收拢在晋王府的净是些鸡鸣狗盗之徒，他的可怜的资本是在父兄的教导下多读了几本书和在皇宫对面的开封府衙中当了十几年挂名府尹。

　　相对于贪杯好猎的太祖而言，太宗更近似于一个文人。他几乎滴酒不沾，虽盛宴，仍以虚觞代饮，对游猎更无兴趣。据他自我表白：“朕无他好，但喜读书。”“朕公事之外，未尝昼寝，读书写字，自得其趣。”有一年，竟要求史馆日进三卷《太平总类》供其御览，号称要用一年时间读完这部千卷的大类书。（59）太宗的这份素养据说是由父亲一手塑造的。宋初两代帝王的父亲赵宏殷在淮南任总兵时，每攻克一座城池，总要搜寻一些古书给爱子阅读，太祖戎马倥偬，虽也留意此事，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太宗则每日习练，从不间断，由此他多才多艺，不惟通晓古今，能诗善书，而且精通音律棋弈。从仅存的《太宗实录》残卷可以看出，赐赠御书与臣下，几乎成了太宗的一大业余爱好。这些文采，恰恰是雄才武略的太祖皇帝所缺少的。（60）太祖虽好礼乐，却讨厌古礼的繁琐，时常有偷工减料的事发生，虽重视儒生，却未像太宗那样实心眼儿地崇儒，听说有个官员因父亲名岳，终身不听音乐，便肃然起敬，连忙派人送上五百缗钱，以示敬意；（61）太祖赶着别人读书，自己却把许多功夫荒废在游猎宴饮上，以至老得向前朝宿儒请教典故，岂能像太宗那样“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每日罢朝，即苦读不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62）至于作诗，太祖更不在行，有记载说，他总共就留下半首诗，还是打油风格的。（63）

　　倘若太宗只是一名好学的书生或文臣中的一员，他的这些特长就不那么显眼了；可作为一国之君，尤其是继武略雄才的赵匡胤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一系列事实表明，当太宗皇帝踏着皑皑白雪从晋邸步入皇宫之后，帝国朝纲正悄然发生变化，新皇帝试图让朝廷内外所有人相信，他的“雄才”并不在乃兄之下。太祖的功绩是“开宝”，他的责任在于“太平兴国。”

　　太平兴国二年（989年）春正月，太宗上台方两月，宝座尚未坐暖，便发出了令天下臣民目瞪口呆的圣谕：“朕打算在科场上广求人才，非敢望拔十得五，十个人里挑出一两个，就可以补足朝廷缺员，达到天下致治了。”此时，贡举在即，四方举子5300余人云集京师。他们私下揣度，若按10％的比例中选，本科就得录取500人，而太祖在位17年，包括诸科在内，统共才取士347人，平均每年不到50人，难道贡举录取名额一下子扩大十倍？

　　太宗果不食言，礼部初试之后，他在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的陪同下，笑眯眯地登上讲武殿，亲自出题复试进士，分优劣三等取士。不久，内侍宣布：河南吕蒙正以下109人考中进士；隔了一天，再试诸科，又得207人，并赐进士及第；至此还未完，太宗又命礼部官员查阅历年贡举档案，凡连续参加过15次考试（宋初每年一次贡考）的落第者可直接授予科名，共得184人，并赐出身；又有《九经》7人不中格，皇上怜其老迈，特赐同《三传》出身。这样，本届贡举，包括那些老眼昏花的15榜不及格者在内，太宗皇帝共选拔“俊贤”500人。（64）

　　太宗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事实表明，皇上始终保持着对读书人的热情期待。在他在位的22年中，凡开8榜，共录取进士1457人，诸科4359人，总计5816人。（65）几乎相当于唐帝国290年间取士的总和。他莅临每届贡举，甚至亲自披览考卷。太宗急不可待地要给所有合格的儒生戴上朝廷命官的帽子，以往录取者须至吏部复试候选的惯例已不合皇上口胃，自太平兴国二年起，凡中举者当场赐绿袍靴笏，头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亦直接由吏部委任官职，享受免选优待。（66）太宗着意提携“天子门生”，他挑中的头一个状元郎吕蒙正，没过多少年便骤登宰执高位。一位亲身经历了所谓太平兴国盛世的词人柳开，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至于今上，凡八试天下士，获五千人。现在上至朝中宰相，下至地方官吏，以及中央各部门的公卿大夫，凡是有奇能异行，属于文武官员中的姣姣者，无一不是皇上亲自选拔的贡举人！”（67）

　　无论太宗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无论扩大科举是否符合先帝的初衷，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的遗愿被他的弟弟完全付诸实践了。自此之后，每一任帝王无不秉承祖宗遗制，对读书人极尽体贴关怀之能事，高官厚禄，付予重权。大宋320年间，奔忙于朝廷内外的政治、军事、财经领导人，几乎全是科班出身的秀才。纵观18代帝王任命的133位宰相，非科班出身的只有10人，而唐代500多位宰相中，进士出身的不到一半。（68）历届宰相、执政中，像吕蒙正那样的状元郎就有25个。（69）不惟如此，由于扩大了录取名额，坐镇大小衙门的长官也全换上了通今博古的科场获胜者。历史竟是如此有趣，依靠枪杆子打下江山的大宋皇帝，却把自己子孙和整个国家的希望全都托付在熟读《论语》的儒生身上。

　　遥想当年，往事不堪回首。安禄山的铁马，黄巢的金戈，使多少读书人的神往幻灭，“学而优则仕”成了一纸空言，唐朝的名言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70）五代时期的真谛是：“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71）而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却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72）由宋真宗御笔亲撰的《劝学文》这样布告天下：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屋，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73）

　　宋代帝王要给所有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并不是空头许愿，而是有一系列优荣措施作保证。太祖皇帝刻碑竖石，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官”的誓言，免除了文臣斗胆进言时的顾虑；（74）太宗皇帝成倍扩大取士名额，并直接授官，使天下读书人无不欣喜若狂，加额相庆，读经习儒蔚然成风；到了纯粹由儒生教导出来的宋真宗上台，虽热情满怀，却实在不敢再扩额取士，因为朝廷内外早已官满为患，只好在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方面搞些新花样。过去进士唱名，须自备鞍马，一些穷秀才颇为此发愁，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蒙圣上隆恩，一律由官府出金鞍骏马，并令金吾司派出七名士兵护送开道。自此，士子一旦登第，即可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好不威风。真宗的另一道圣旨规定在法律上对士大夫也要另眼看待，凡参加过省试的举人，犯了罪可以不打板子，交些赎金免除脱裤子挨揍，失了读书人的体面。（75）当年太祖虽表示要以厚俸养廉的办法扼止住五代以来的贪污腐化，但限于财力，开给文臣的工资，远远不能尽如人意。大诗人杨亿发牢骚说：自结发登朝，得到的俸禄还不够养家糊口，即便升为宰相，名为文臣百僚之长，月俸所入还不及武将中一个管辖千名士兵的低级将校多。（76）这种局面到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也彻底改观。是年诏定百官俸禄，自宰相而下凡41等，宰相、枢密使的月俸定为300千，每年春冬还可领绫、绢、绵花等物；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的月俸为200千；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为120千；以下东宫三师三少、仆射、御史大夫、六部尚书、侍郎等依次递减。一般县令的月俸是10千至20千。除了薪俸，还有禄米，自宰相至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及武官中的太尉，每月均可领到100石粮食。（77）

　　俸禄是政府官员按各自品级领取的工作报酬，俸指钱帛，禄指米粟。隋代以前，货币流通不广，官俸多以实物支出，如汉代官品秩次即以“石”为单位表示，万石官月俸350斛粮食，百石官月俸16斛粮食。这就是禄米。大约东汉以后，官员除领粟米，还能得到些货币工资。到了隋朝，由于俸金比例增加，禄米数量相应减少，正一品官员禄米为900石，八品官禄米只有50石。唐朝制定的百官俸禄包括岁禄、月俸、职分田等。宋代基本因袭其制。宋真宗重修百官禄制，京官自400千至300千，分为35等；外官自400千至6千，分为16等，比起唐朝，俸禄中禄米已退居次要地位，货币工资成为官俸的主流。如唐朝开元以后月俸（又称科钱），一品官31千，禄米700石，宋朝宰相的月俸高达300千，禄米却只有200石。

　　光看上面这些枯燥的数字，还看不出在宋朝做官比别的朝代强在哪儿，但要是把历朝俸禄综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宋代帝王给予臣僚们的待遇实在太高了。一本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货币史指出：“中国历代官史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超过汉朝远甚。北宋以后，这种收入就一代比一代减少，明清为最低。拿实际数字来说，汉朝三公号称万解，每月真实收入合米不到50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160公石；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600公石以上；元代的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120公石；明初也想维持120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了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至40公石。”（78）如此看来，宋朝高级官员的薪俸收入相当于汉朝的11倍，唐朝的4倍，元明的5倍，清朝的15倍。难怪清朝史家赵翼发出“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的惊叹。（79）

　　做官的好处还不止于高薪厚俸。一旦科举入选，举子的身份就从布衣跃为朝廷命官，自然不能再混同于一般百姓。这种飞跃首先表现在服饰上，一般士庶人家只能穿白布缝制的袍子，用铁、角制成的腰带，而有颜色的衣服和金银饰品是属于品官人家的。另一变化是体现在户籍上，举子做了官，其人其家就成了官户，要另造户口本，此后，征差派役之类杂事就不会搞到他们头上了。作为封建官僚特权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荫子制度，也被继承下来，每逢大典，皇上隆恩普降，不知有多少官员亲属被泽皇恩，穿上了公服。各级文臣无不倍受鼓舞，他们要继续努力，只要官运不倒，职位递升，就会使更多的子侄获得吃官饭的本钱。

　　宋朝君主礼贤下士，并非“叶公好龙”，而真似求贤若渴。登朝入殿的儒生可以随时针砭时弊、批评皇上，不但受不到杀头之祸或是蹲牛棚之苦，反而常以此获得更大恩荣。大约是因赵普在太祖朝开了个好头，太宗皇帝又以唐太宗自拟，不得不陪着笑脸听些逆耳忠言，反正自那时起，知识分子的胆气是越来越壮了，说的话也实在太不中听了。太宗朝有个知州名叫田锡，984年上了一道奏折，称皇上临御九年，刑罚未甚措，水旱未甚调，可陛下还沾沾自喜，就听得进奉承话，自以为是太平盛世。实际上陛下谓之太平，谁敢不谓之太平？陛下谓之至理，谁敢不谓之至理！如此拿“太平兴国”年号嘲笑，太宗也没怎么着他，另一次，宋太宗问侍臣：“我比唐太宗如何？”参知政事若是像后世谀臣那样一身媚骨，肯定早就拜倒阶下，口称圣明了，可这位老先生却背诵起白居易的诗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这是以唐太宗的圣德，影射当今圣上的好色贪功。太宗听了虽很不舒服，却也没像后来的独裁者那样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相反他还起身谢道：“朕不及啊，多亏你的提醒。”宋太宗的虚心纳谏，本朝文臣有口皆碑。庆历名臣富弼就赞不绝口，“称：“太宗求治之切，故诏群臣论事，欲面奏者，即时引对，此言路所以无壅也。”（80）

　　有了祖宗在前头作榜样，大宋国君莫不对儒生礼遇有加。嘉祐七年（1061年），23岁的苏辙在授官之前参加制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策论，竟斗胆狂言，称近年国家财政匮乏，民生凋弊的原因，皆在宋仁宗的贪娱好色，“宫中贵姬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位年轻进士还以教训的口吻要求皇上“痛自节俭，日夜自损以砺左右，以宽百姓！”如此一篇策论，简直就像声讨檄文，矛头直接指向皇上的私生活。遍数几千年历史，有几个“直言”直到这份儿上的。唐代有一位刘贽，也是在一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策论中抨击时弊，还没敢直接向皇权挑战，只是以宦官作靶子，捎带了当时的唐文宗，说现在“君不君，臣不臣，天下将顷，”那位好文士的皇上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文章的作者就被黜落出朝了。明代也出了一位海瑞，上万言书骂嘉靖皇帝，最厉害的一句话不过是“天下不值陛下久矣”，比起苏辙策论中的洋洋洒洒地一连串恶毒的排比句：“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则是陛下未得以生结民也；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份量并没重多少，而那个坐了45年御榻的皇上早已暴跳如雷，将其抓入牢房准备处斩，要不是这位想长生不老而多吃了丹药的嘉靖皇帝忽然一命呜呼，蹲在监狱中的海瑞也就再无出头之日，恐怕也活不到七十多岁了。但宋代的苏辙却交了好运。主考官司马光看了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竟然赞不绝口，要把撰者列入高等录取，挨了骂的仁宗皇帝更是乐颠颠地跑到宫中告诉皇后：“我又为子孙物色到了新宰相！”后来哲宗时期，苏辙果真担任参知政事，进了宰执班子。（81）苏辙不仅要感恩于仁宗之仁，恐怕更要感谢那个由太祖太宗定下基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