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赵普很能干，有信心一人将宰相的重担肩负起来，太祖还是给派了副手。这也是有违旧制的行为。

　　自唐至五代，宰相之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门下原是部门名称。中书制策，门下覆核，加上负责执行政令的尚书，并称三省。唐因隋制，以三省长官共议国政，遂行宰相之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唐太宗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此后不再除授，以仆射为长官。贞观八年（634年），尚书仆射李靖得病，请求辞职，太宗下诏说：“既是小病，就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就有了“平章事”之称。宋初仍以平章事为正相，建隆元年“禅让”之际，范质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溥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三人并为宰相，无正副之分。后三相并罢，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是为独相。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朝廷敕令中书省无人签署。太祖说：“你只管进敕，朕亲自署字。”赵普说：“这是有司的职责，非帝王之事。”便询问翰林学士，讲求故实，窦仪说：“现今皇上的弟弟任开封府尹、平章事，也是宰相之任。”好不容易混过这一关，现在太祖又别出新裁，派出前所未有的副宰相，莫说职责不好与宰相划清，就连起个名称也煞费脑筋，只好又请来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询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陶谷不明皇上意图，便回答：“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太祖于是任命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这时陶谷方知皇上是在给副宰相取名称，想再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为此事，饱读经史的陶谷没少受后人的指摘。按理说，“参知政事”在唐代不一定是副相之任，但作为宰相的副手说来，这一称谓倒也满合适。犹如唐朝创出“平章事”，清朝创出“行走”，多么形象生动！动词变成名词，实在是绝妙的想象，这个“参知”，肯定会使今后政事堂平添出许多热闹来。（43）

　　一般说来，太祖设参知政事，用意在分宰相之权，以防其擅政。其实不然，度量阔大的赵匡胤未必如此急切地就算计到老朋友头上，最初用心恐怕是念及这位谋士读书不多，文化底子太薄，怕一人承担原来三人的工作，太过操心，故任命薛、吕二人为副相，让他们分担部分事务。薛居正是前朝进士，学识不错，后来以主编《五代史》著名；吕余庆乃是太祖做镇将时的幕僚，与赵普同是幽州人。二人与赵普皆无过节。而且在颁布任命时规定：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于宣徽使厅上事，在敕书后面签名要低宰相几格，月俸杂给只及宰相的一半。身份职责划分得十分明确。再说二人上任不久，就先后被派到南方兼职去了，朝廷上下，仍是赵普一人总管。直到赵普连续干了十年宰相，得罪人太多，被人击登闻鼓告状，才引起太祖不满，始下诏让参知政事升都堂与宰相共议国事，并知印押班，直接奏事，从而分去了属于宰相的许多权力。自那时起，直至宋亡，在中央政府形成了包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在内的领导班子，并称“宰执”，宰相名位虽尊，办事也得左顾右盼，副手的权力不可小觑。要知道，北宋两起著名的改革运动的发起，都不是当时宰相的主意，“庆历新政”的倡议者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熙丰变法”的主持人则是参知政事王安石。中国人喜欢在官职上搞花样，尤其是分割事权的副职名堂最多，队伍庞大，从未见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好好推论一番，宋太祖与陶谷合伙创作的这种角色，究竟给历史发展带来了怎样的作用呢？

　　◆“倒赵”风波

　　在臣僚们眼中，赵普是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公正无私有时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在乾德四年（966年）负责部署郊祀仪仗，因营私获罪，太祖震怒，欲意严惩，多亏赵普及时进谏，才保住了颈上的脑壳。韩将军感激不尽，亲到府上拜谢救命之恩，孤傲的赵宰相竟然拒之不见。（44）有时他又表现得极为贪婪。朝廷严禁贩运西北木材至京贸易，而赵宰相置若罔闻，京城到处可见兴高采烈地做着木材生意的赵普家人。（45）

　　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后世史官对赵普的这种“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作派，往往还抱着欣赏的态度，褒扬多于贬斥。不少宋代读书人在他们的记闻中都津津有味地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赵普举荐一个人做官，太祖不允，第二天他又奏荐此人，仍不用，第三天赵普再次将奏折递到皇上手中，太祖大怒，将奏折扯碎扔到地上。赵普默不作声，跪在地上拾起奏折，揣入怀中退下。过了几天，将修补好的奏折重新呈上。太祖生气地说：“朕就是不用这个人，你要怎么样？”赵普毫不退让，说道：“刑法用以惩恶，赏赐用以酬巧，自古至今都是这个道理；而且刑赏乃天下之刑赏，非陛下私有，岂能凭陛下的喜怒去处置呢？”太祖听了这些话，气色方缓和下来。（46）

　　赵普勇于坚持己见，这是他的前任做不到的。他并非不懂得争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虽贵为宰相，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忤逆天子，流放边地或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朝哪代都屡见不鲜。赵普没读过几本书，然而古代“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美德早已根植于心了。塑造他的性格的是他所经历过的社会和与当今圣上一同共事的经验。他知道由他和圣上谋定的基业远比那些短命王朝牢靠，能创下如此基业，非雄才大略者难以承当。为君者虚怀大度，为臣者勤勉忠诚，皆不能感情用事，因一己成见坏了社稷江山。也许正是这份忠心，使他获得了较同朝阁僚们更多的圣上恩宠，也许正是由于赵普开了这样一个好头，使他的后继者们——经营大宋事业的新一辈文臣，争得了较后世读书人更多的尊严，他们可以就任何朝政发表意见，对包括皇上本人或亲属在内的朝廷中所有人的错误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而很少受到无端指责和非难。

　　然而，理论上的缺陷，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补回的，尤其是在儒风渐盛的年代，这一缺陷会日益突出。赵普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处理事务，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而不是每每比照圣贤教条。虽然为了应景，在他的奏折中，也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圣人语录，以期迎合时尚。作为一个讲求实效的宰相，他不像他的后继者们那样彬彬有礼，注意各方面的关系，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后世儒生曾极力想把开国宰相打扮成一个真正的书生，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赵普实在缺乏儒者风度，他不善于倾听下面人的意见，仇视空谈家，办事一意孤行。他在厅事屏风后面摆着的两个大瓮就是明证。这两个大瓮装的所谓“利害文字”，可是饱读诗书的朝臣披星戴月赶写出来的，对社稷安危具有重要作用的精思构想，至少每一个投书者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自信倘若朝廷按其主张施行，那么大宋疆土的繁荣与昌盛便是指日可待之事。因而当他们目睹自己的杰作被拿到大街上付之一炬时，一种被轻蔑、被侮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当他们进一步目睹了赵宰相公开受贿，贩木营宅时，其愤怒之情更是难以抑制了。尽管他们意识到可能是下面人营私舞弊，但联想到宰相平素所为，更联系到厅事屏风后的两个大瓮，“倒赵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首先发生的是雷德骧闯殿事件。雷德骧担任大理寺判官，主管司法事务，他看到属下官吏常按照宰相的意见，擅增刑名，很是气愤。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毅然决定求见太祖告发此事，不料遭到了上司的阻拦，不予引见，他抱着忠君报国之心，直闯讲武堂称奏，那天适逢太祖在花园拿弹弓打麻雀，几番报告之后，才极为不快地出来接见，而急躁耿直的雷德骧不识好歹，居然在批评宰相的同时，抱怨皇上让他在门外等候太久，称：“什么事不比打麻雀重要？”这等言辞自然会引起圣怒，据说太祖在令人拽出雷判官的同时，自己也动了手，用柱斧击落了雷判官的两颗门牙。雷德骧捧着自己的牙齿怏怏而出，赵普擅增刑名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47）

　　继雷德骧闯殿之后，朝廷中又发生了赵普与赵玭相争案，赵普的相位第一次发生动摇。

　　赵玭原任右监门卫将军，被朝廷勒归私第，不胜忿恚。一日，伺赵普入朝，他拦在马前大骂，抖露出不少赵宰相的阴私。太祖闻之，把两人叫进便殿，当面对质。赵玭说：朝廷禁止私贩秦陇大木，可赵普在京师修建宅第，派亲吏去西北购木，用大船运抵开封，吏员乘机营私，现在都下到处都是赵府做木材生意的人。此事在朝臣中本不稀奇，倚权官倒谋利，算什么新闻！可太祖闻知却十分震惊，自夺权之后，太祖一直在谋求严肃法纪，为此曾三番五次申令，又陆续惩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现在政府首脑，自己最信任的宰相居然知法犯法，也干起了这种勾当，辜负了自己的厚望，怎不令圣上生气。当即下诏，令閤门集百官，准备下制书罢免赵普。閤门使前去询问前宰相王溥，该议何罪？未曾想，这位五代降臣却说：“赵玭欲诬大臣”，閤门使传话回来，太祖改变了主意，痛责赵玭，而赵普反充好人为赵玭说好话。这样，赵玭免去皮肉之苦，被罚去汝州充牙校，赵普又躲过一灾。（48）

　　私倒木材的事尚未了结，陆续又有人揭发了赵宰相的另一些以权谋私的事实，如强占菜园子以扩充府宅规模，经营邸店（当铺）谋取暴利，等等。翰林学士卢多逊每逢太祖召对，总要说些不利宰相的话。这一切令太祖颇感不快。接下来就发生了震动朝野的雷有邻击登闻鼓告状案。

　　雷有邻从未与赵普打过交道，但却结有世仇，因为他是被打落门牙的前大理寺判官雷德骧的儿子。雷德骧被贬为商州司户那一年，雷有邻也没考取进士，便随父亲一起离开京师，来到荒僻的小城。不久，来了个颇想巴结宰相的新知州奚屿。这个奚屿也在大理寺干过，其主持政法工作从未见到有何突出表演，只在临时差遣到老节度使符彦卿的辖区当知县时，狠狠折了一下那位老国丈的威风。看来他的特长是在整人方面。果然，奚屿秉承宰相之意，屡屡将雷氏提到州衙讯问。雷德骧好赖也做过京官，怎能受得了这份儿气。但流放到人家地盘，不低头也不行。白天他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听任摆布，晚上操起笔墨，将一肚子闷气都抒发在文章之中。不料此事也让奚屿听说了。一天，奚知府召雷参军到府上说话，雷氏刚去，家中就闯进一帮人，佯称雷德骧有文章忘带，骗家人取了出来。奚知府一看，如获至宝，马上沉下脸来，喝令械系雷德骧，自己亲笔写出奏状，附上雷德骧的作品，急报京师。很快有诏旨传达商州：雷德骧责令削籍为民，徙陕西灵武居住。

　　雷有邻眼睁睁看着年迈的父亲奔赴遥远的边地，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恨，一个报仇计划终于酝酿出来了。开宝六年（973年），他查访到政事堂小吏胡赞、李可度有请托受赂行为，他的一个朋友刘伟则伙同其兄伪造官文，以求荐举，关系走到秘书丞王洞门下，王洞与雷德骧是同年，于是派雷有邻拿着白金送给胡赞。雷有邻不动声色地掌握了这些罪状，便前往都察院击登闻鼓告状，名义上是告胡赞等人，实际上是把赵普揣在里面，称这一切丑恶勾当都是在赵宰相的包庇下进行的。雷有邻以布衣身份告官，此举比他父亲闯殿更具冒险性，大有不成功则成仁的劲头。这一次风向倒向雷氏一边。赵普独相已历八年，所树政敌漫布朝野，太祖也与爱相生出嫌隙，加之雷有邻的策略是敲山震虎，并未把赵普放在主犯位置上，给朝廷和皇上留出体面。随着圣旨一下，御史台按问此事，哪有不实的道理。结果刘伟坐弃市，王洞决杖除命，胡赞、李可度削籍还家。雷有邻则告状有功，被授为秘书省正字。（49）

　　赵普在这一事件中受到沉重打击。表面上他还继续当宰相，这可能是以往日之功抵今日之过吧！但政事堂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当了八年参知政事的薛居正、吕余庆终于有机会到这里办公了，而且圣上有旨，命二人与赵普一起押班知印。至此，赵普方明白为什么这座殿堂不称“宰相府”而称“政事堂”。两年后，他离开京师，被圣上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虽然“同平章事”的职衔未去，却已不是宰相了。（50）

　　赵普罢相的当年，宋太祖走进讲武殿，亲自主持他在位期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他向全国士人郑重保证：“过去登科的名额，多被势家子弟占去，以至孤寒之士，难登朝殿，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革除此弊。今后能否取得功名，全靠自己的本事了！”（51）

　　太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他发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竞争于科场的书生身上。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乾德元年九月，他颁布禁令：礼部贡举，朝臣不得保荐任何人，凡被查出有托关系、开后门的人，要治以重罪。（52）开宝元年（968年），王祜知贡举，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进士第六，太祖很不满意，说：“向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怎么会登第？”下令中书复试，并作出规定：今后凡食禄之家的子弟赴考，一律要复试，以防官员相互买好，拿国家名器作交易。（53）开宝六年（973年），李昉知贡举，取进士10人，诸科28人，其中有名武济川者，乃李昉同乡，在诣讲武殿谢恩时，应对失次，太祖疑心顿起，碰巧这届落第举子胆量特大，击登闻鼓诉主考官办事不公、取舍非当。皇上决定亲自登殿主持考试，于是将落第者与考中者集中在一起重考，经太祖甄别，擢进士26名，诸科若干，李昉受到降官的责罚。从此，殿试成为科举考试不可缺少的项目。这一年太祖再次申严科场纪律：凡私荐亲属同乡者，一经发现，举子勒还本乡罚做苦役，终生不得再入科场。（54）

　　宋朝廷对寒门子弟敞开大门，对世家子弟百般刁难，无疑是基于以往豪门大户世代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的教训。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向来就有两个途径，一是考，通过对士子学习儒家经典的综核考试，判断其是否具备做官资格；一是荐，主要由现任官员及各地乡绅推荐品德高尚者入朝从政。单从技术角度讲，考核显然要比举荐更具广泛性和公正性，更符合孔夫子所云“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而举荐表面上征贤良于四野，实际做起来，难以避免豪门大姓的相互关照提携，往往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被荐者个人的品德，而在于父祖的功德。本朝于开国之即，便大张旗鼓地向世袭为官的陋习开战，提倡公平竞争，以学识的高下作为获取士大夫资格的唯一标准，无疑是一历史进步。就统治者而言，既可以收服天下士子之心，又能从中选拔大批文臣入朝，冲淡沿袭已久的军人统治；就读书人而言，终于摆脱了缠绕其身的贱儒的晦气，又能通过十年寒窗之苦一博科场功名，登殿入朝，一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了，岂不快哉！

　　然而，这还只是形式。若要国家繁荣昌盛，帝王基业长久，关键还在于选拔什么样的人充当治国栋梁。

　　两汉的取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大都是先德后才，如“举孝廉”之类即是，好像只要懂得了三纲五常，日夜供奉严父慈母，一辈子循规蹈矩，便可入朝施政了，弄得朝廷日渐文弱，外戚、宦官交替抖威风，民变、兵变如火如荼。曹魏大概是看出了这些毛病，曹丕一上台，就创立了一种“九品中正制”，强调“唯才是举”，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55）可惜由于豪门世族的崛起，这种品评很快就变了味道，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56）在豪族的把持下，受品入官者竟有尚在娘胎未出世的婴孩儿，其才识、德行自然无从考察了。隋唐开创科举，贫寒士子与世族子弟同在一个考场展开竞争，打破了“龙生龙”，“凤生凤”的陈规陋习，虽然豪门余威尚在，儒生的苦读若想赢得赏识，换来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先得学会低三下四、手提礼品奔走于显贵宅院之间，但毕竟改变了朝政长期为几家大姓把持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便是庶族阶层与豪门贵族的持续争斗，国家政治陷入“内耗”之中。例如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其头面人物分别是“寒士”牛僧儒和“世袭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寒士富于理论，世族长于实践，从牛李二党轮番上阵表演，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李德裕公然宣称：“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便习练治国方略，熟悉朝廷典故。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自会；随机应变，出谋划策，甚是得心应手。”（57）尽管他这番话以偏概全，带有为大官们的儿孙辩解的成份，但从另一方面看，所言治国施政也需要基本技能，熟悉现实社会，而不应单凭书本，确实击中了仅凭诗赋成绩取士的要害。牛党分子大都是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的通儒之士，一旦金榜题名，放到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则墨守成规，缺乏创见，施政平庸而保守，牛党宰相面对藩镇割据、吐蕃入侵等有辱国体之事，居然能忍辱负重，姑息迁就；而当主张废止科举的李德裕一上台，便毫不犹豫地出兵收复失地，镇压叛乱，更张内政，使奄奄一息的唐王朝一度出现了振兴局面。

　　治国需要理论，也需要从政经验，二者皆不可偏废。无论古今都如此。而自科举制度发明以来，中国的文臣政治一直轻视后者，即只以科场竞争的获胜者作为各级政府官员的后备军，而科举考试测评的又仅仅是举子们对儒家理论的掌握程度，当那些寒窗苦读的儒生走出书堆，来到外面的世界，便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深入钻研的宏篇大制与现实社会相距是何等遥远！毕竟孔孟圣贤已是作古千年的思想家，毕竟进士文臣肩负的是现实使命，而非充当历史博士，可他们熟知的观念，早已和现实隔膜多时，莫说对付御边理财这样的经国大政，无从讨得真经灵方，就连应付基本行政，如收税、审案、治渠、恤灾，恐怕也不如一般胥吏手脚麻利，他们只是在兴学等方面得心应手，干得十分出色。宋朝廷对官与吏厚薄相待，在相当长时间里竟不给地方胥吏开工资，让他们自谋生路，对于朝廷命官则厚其俸以养其廉，这就不能不伏下隐患。当年，落第举子王仙芝、黄巢平地一声吼，震得大唐帝国七零八落，再也喘不过气来，那“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惨痛教训难道这么快就被忘掉了吗？胥吏的贪污和擅权势必再次侵蚀华夏帝国的肌体，而对文官的不满终于导致了“自幼曾攻经史”却被拒之科举门外浪迹江湖的运城押司宋江的造反。

　　应该说，宋太祖还是有远见的，他一面高举兴儒大旗，一面又以胥吏出身的赵普为宰相；他一面号召武人读书，一面又在殿试进士时，让两名不相上下的笔试优胜者摔跤，比较高下。（58）这种时而令武将不快时而又让读书人大吃一惊的“圣裁”，反映了本朝奠基者的主导思想并未“重文轻武”，更不要说仅以某些儒家教条充作建设国家的原则了。不容忽视的是，由太祖操办的这一系列制礼、兴学活动，实际上是为本朝定下一个基调，这一基调在干戈未偃的年代里由武夫皇帝亲弹，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在日渐太平的岁月中，换上那些书生气质的皇上去演奏，恐怕就要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