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标准，以禁军每年50贯、厢兵每年30贯的供给计算，在当时物价水平下，一个人还可以过下去，但要养家糊口就比较困难了。再加上军官的苛扣，促使闲得无聊的兵卒另谋财路，有的摆摊经商，有的上街卖艺，甚至还有人让妻女涂脂抹粉，倚门卖俏。对这种情形，不待官员反映，朝廷上下都很清楚，但也无可奈何，就国家财力而言，多数人已觉得军费所占比例太大。因此，尽管不断收到士兵出入无时，终日嬉游市间，鬻技打工的报告，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涣散胡闹下去。这样，国家最精锐的禁军整日不以习武为事，个个都成了手艺人和商人，军纪松弛，军风骄惰，哪里来的战斗力？在北宋末年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上台之际，便对屯留京师的禁军表现极度失望，他在一道诏书中指出，现在各军营中人起码有三、四个只精通手艺，丝毫不懂武艺！（79）还有官员分析说，军营之中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优居其一，胥吏居其一，剩下的还有不少是冒籍领饷的。这位官员痛心地指出：现在朝廷每养一万士兵，真正可用的，数千人而已。（80）

　　由于上述事实的存在，宋夏开战时，西夏人一听到所迎之敌是禁军，而非地方武装，全都击掌称贺。宋金连绵争战期间，出生入死于前沿阵地的，也以各地自发组织的义军为多。宋朝廷把国家的安危依托于这样一支军队，焉有不亡的道理！

　　大宋帝国和北方邻国都存在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尽管前者屡遭败绩，在这个问题上所化费的心血远比后者要多。宋军很少作为侵略者出没在长城沿线上，即便深入草原，那里的物产也难以满足将士们的需求，因而保持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就成为能否取得战果的重要因素了。宋太宗时，一位大臣上奏说：“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远近骚然，烦费十倍。”（81）宰相赵普证实了这一看法。他的形容更为沉痛：“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82）相对说来，契丹、西夏和后起的金元这方面的负担就轻松多了。《辽史•兵卫志》甚至就没有后勤供应一类内容，他们的习惯是“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就是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尤其是被这些部族军队看好的驻营地大都在水肥土美的别国境内，粮草充裕，绝无匮食之忧，倒是时常发生劫获大批财物而乏力运回的事，只好连别国的运输工具和道路也一起征用了。

　　宋朝文臣始终在为虚弱的国防发愁，为此所著文字也旷古之多。但极少有人认为军力的软弱是由于他们剥夺了应属于将领的权力和职责，相反，包括寇准、范仲淹、韩琦等人在内的有为的政治家，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出色的战场指挥员，但实践证明，这样成功的例子并不多。

　　出于对武人的防范，文臣被推上了前线。他们所具备的军事知识多来自书本，也许他们比武将更熟悉各朝兵法，也许他们能讲出让武将目瞪口呆的战略战术的内涵，但在战场上，他们多年养成的不偏不倚，优柔寡断和缩头缩脑的毛病就显露出来了。相对来说，武将识文习艺有限，却也避免了纸上谈兵的陋习，一切经验均来自他们战斗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懂得无论攻守，都必须迅猛果敢，为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毫无仁慈道义可言。武将不会提出“以德弥兵”的蠢招，而文臣往往也瞧不惯武人的粗鲁。澶州订盟前夕，知雄州何承矩指出：“今守边将帅多非其才，不悦《诗》、《书》，不习礼乐，这样的人制御无方，动误国家，虽提貔之师，莫过犬羊之众，怎么能守住边疆呢？”

　　“澶渊之盟”的一个不太起眼儿的尾声，是罢免了长期负责河北边防的战时三路统帅王超的军职；（83）“靖康之变”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率兵勤王的西北名将种师道在金兵撤离之后立遭解聘。（84）经略边防乃至统兵御敌都成了大宋文臣难以推卸的责任。

　　当年，太宗派曹彬攻打南唐，兵临城下之际，杭州犹在举行最后一次贡举考试，终引起李后主“故国不堪回首”的无限怅恨；另一文风淳厚的后蜀政权灭亡时，被俘掠的花蕊夫人流泪写下了这样的《述亡国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里知？

　　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当南唐和巴蜀的遗风传给了大宋之时，当大宋皇帝两次被逐出京师之时，怅恨流泪的恐怕就是文臣们了吧！因为他们既不能改变本朝“重文轻武”的风尚和“守内虚外”的祖制，亦不能以儒家道德感化被中原财货诱惑的邻邦，阻止他们再次舞刀弄枪地杀入。

　　◆旋起的北风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凛冽的寒流都是从北方袭来，自秦汉以来，几乎每次激荡历史的风潮也都起自北疆。蜿蜒的长城并不总是护卫农业帝国的屏障，每到冬季，城墙北面的牧区居民就感到寂寞难耐，食物的匮乏，掠夺的习性，逼使他们不断到温暖湿润的南方游荡。

　　与笃信仁义的宋朝相反，相继崛起的北方游牧政权并没有把读书习儒放在心上。他们喜好的是骑马射箭和寻找猎物，其猎物既包括大自然赐与人类的一切，也有人类创造的一切。从历史上草原居民的生活方式看，这种习性乃天然使成，而非有心贪婪。为了在荒僻的原野获取食物，骑射摔跤是儿童的必修课，也是显示成人力量的荣耀。

　　游牧的生活需要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在这一组织内，男子一旦成年，就成了法定的战士。宋朝的第一个对手契丹，全国人口仅400万，军人却不下30万，几乎每一年龄在15至50岁之间的男性都穿上了甲革。契丹军队的精锐是15万骑兵，每名骑兵配备3匹战马，另有两名负责粮草、看守营帐的随侍家丁。西夏更是每二丁取“正军”一人，另一人则随军干杂务，“正军”每人配战马一匹，骆驼一头，因而也拥有了10万大军。元昊依靠这支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部队，硬是在宋辽两大国之间拚出了一块生存之地。

　　游牧部族逐草而居，自然没有守城据土的概念，这就比长城以南的农业帝国方便多了，举凡打仗，尽皆倾国出动，皇帝大臣均在战马或战车之上。将士们也不需经过特别的训练，自幼的角力骑射已将他们塑造为合格的军人。连宿营，他们也比汉人省事，从不挖壕设帐，只将随行牛马车辆围在毡房四周就行了。在游牧人看来，行军打仗乃是他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牛羊随水草而迁，人同样也需四海为家。显然，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物产丰盛，还有现成的居室和财宝，是极富诱惑力的去处。

　　不管辽夏金元如何引进汉族人才，哪怕将孔孟牌位供入自己的祖庙，在他们骨子里仍然深藏着对别人财货的渴望。当西夏国主元昊闻知长子奉“不嗜杀人”和“莫善于寡欲”为修身治国的座右铭时，不禁大骂，声称如此不伦不类，绝非成霸业的材料。元昊公开标榜的治国典范是焚烧《诗》《书》的商鞅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复强，”这就是元昊的抱负和志向。

　　不学无术的斗士能够击败崇文修礼的书生，这一结论早在两千年前就为思想家商鞅总结了出来，并一再为历史重演。

　　宋朝文臣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辽人既然能在宋人建国前随便出入中原，当然有其不同寻常的本事。西夏人所居乃最西北荒漠之地，但这里曾是鲸吞六国的秦始皇的故乡，兴许党项人的血脉中还流淌着远祖炎帝与黄帝一决雌雄的热情。女真人与蒙古人晚起，他们也说不清本族与早些时候那些赫赫有名的部落国家有何关联，他们也不在乎这一点。值得骄傲的是，同样在寒风凛冽的大草原上放羊牧马，匈奴人最多不过娶回几位汉家公主，而他们最后连汉族皇帝、后妃、大臣以及玉玺、官印和金银财宝，一股脑儿全搬过来了。

　　距大宋开国200年，孝宗步太祖后尘，在朝廷也设了一个封桩库，经过五年的刻意积攒，筹得了3000多万贯。但这笔钱最后的用场仍然是支付“岁币”及战争赔款。

　　宋败给金，金却栽在蒙古铁骑之下，就在韩侂胄北伐那一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建立了蒙古族汗国。1211年，蒙古骑兵越过阴山，三面攻金，偷习了多年儒家仁爱之道的女真统治者仿效汉家皇帝的样子，把金银珠宝，马匹和公主一一献了出来，乞求对方退兵。金朝廷也出现了战、退两派，终于以金章宗为首的逃跑派占了上风，1214年5月，金迁都到北宋故都开封。次年，中都及辽东、河北、山东860余城全被蒙古军队占去。蒙古人的铁骑不久将依次踏碎金、宋王朝试图以财货谋取和平的梦想。

　　寇准和范仲淹未曾料到，“澶渊之盟”和宋夏和议只是开了个头，接踵而来的还有许许多多令帝国难堪的盟约与和议。面对相继而起的游牧族的进攻，两宋文臣一筹莫展。岁币一增再增，地盘越来越少，终至一败涂地。北宋靖康二年（1227年），徽、钦二帝被金兵押出开封城时，朝廷百官唯一能以尽忠的是垂头丧气地跟着圣上一起去领受松花江的寒冷气候；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谢太后在元军兵临城下的朝殿痛哭失声，说“我朝三百年来待士大夫以礼”请他们赶紧筹画良策，然而众文臣面面相觑，虽也泪流满面，但所作的“良策”却是具表投降。三年后，残余的宋军在厓山被全数消灭，状元丞相文天祥一路吟唱着“山河破碎风飘絮”被押解到太祖日思夜想的幽州就义，另一位状元丞相留梦炎则等在元大都的宫中，准备对他作最后一次劝降。他们最终代表众文臣回报了宋王室300年来的不薄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