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海上之盟”的最初约定，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贯统帅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燕京，却被“狼狈”的契丹残军打得更加狼狈不堪。最后还是由来自溯漠的金人一举收复了这座宋人先后攻了100多年没拿下来的古城。这时女真人不再对归还燕云热心了。金国皇帝傲慢地对宋使赵良嗣（即李良嗣）说：“如要索回燕京，除非拿一百万赎金来，否则，连你们占据的涿州、易州也划归我国。”金相左企弓还作诗云：“君主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好在宋人看重的不是钱财，而是朝廷体面，100万赎金，加上50万岁币，乖乖送到匮乏军粮的金人手中。

　　童贯气消了，宋徽宗也心满意足了。祖宗没攻下的城池由他赎回来了，这是多么大的孝心，多么大的荣耀啊！次年六月一日，童贯的贺表送呈皇上，他没有提到这年四月十七日收回的燕京只是一座空城，稍有价值的东西全被女真人搬走了，而是强调了这次行动的意义，那就是“万国来同，一方底定，乾坤动色，庙社同光。”（72）

　　但也有文臣对收复幽燕的意义作了另一番解释，是令圣上不快的解释，但却为历史所验明。中书舍人宇文虚中根据“引狼入室”的成语，给皇上讲了一则故事：一个寒士与富人结邻而居，寒士不贪邻居的钱财，富人却惦记着寒士的房产，他找来一个强盗，说，你若把那个穷鬼赶走，他屋里的东西全归你，我只要一半房子。强盗同意了，寒士很快就被逐得不知去向，富人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宅第，可从此再也没睡好过觉，为什么呢？因为富人的邻居已不再是安分守己的寒士，而是一个专门窥视别人财物的强盗，偏偏他的财物还那样多。

　　强盗果然没有放过富人。宋朝增大的地盘享用不到两年，就被金人全部收回。强悍的金国看出宋人的软弱可欺，挥师南下，不久就攻到开封城下。这回大宋的脸面再也保不住了。金军统帅斡离不告诉膝行前来的宋使李棁：“今若想议和，一是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表缎百万匹，二是尊大金皇帝为伯父，三是把逃往中原的燕云居民交还我们，四是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另外再派宰相亲王作人质，送金军渡过黄河，否则决不退兵！”这回，先帝的旧招不灵了，虽然宋朝君臣全数答应了金人的要求，到处搜括金银奉至敌营，仍未逃脱被掠到北方当囚犯的命运。这就是“海上之盟”带来的“扬厉无前之伟业”。（75）

　　如果不看“海上之盟”带来的恶果，那一次外交活动居然是以对等姿态进行的，因为女真人坚持要与汉人以敌国相对，这在宋帝国的外交史上可谓创例。尽管这比与契丹互称兄弟，西夏人甘作臣属，令大宋文臣难受些，毕竟保全了帝国的体面，太祖太宗地下有知，恐怕还不至于过份伤心。

　　往下就惨不忍睹了。南宋的第一位皇上宋高宗在登位之初的形象，犹如到处流浪的乞丐，两度浮海飘零，可怜巴巴地送信给金军统帅粘罕，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他还表示自愿削去尊号，甘作藩臣，天地之间只有大金至尊无二，请贵国不必劳师远涉，徒受旅途之苦了。（74）此后签订的“绍兴和议”，纳款数目与仁宗庆历间进贡契丹的相同，仍是50万，身份却低了一等，宋帝国成了女真的藩属，另外大片祖宗创下的疆土也划归金人所有。到了他的养子孝宗皇帝签订“隆兴和议”时，岁贡改称岁币，减去10万，因为“臣”的身份已改为“侄”，大金国成了大宋的叔叔。南宋中叶，权臣韩侂胄企图以兴兵占地为本朝捞回点面子，在开禧二年（1206年）冒然北伐，结果因将领不和，一触即溃，还得靠屈辱的谋和来收场。这次签订的“嘉定和议”，不但岁币增至60万，另加犒军费300万，金国的辈份又还复到靖康时代，成了宋朝的伯父，韩侂胄的脑袋也被装入木盒送到燕京，当然，身体的其余部分仍留在南边，只是脸面皆无了。

　　很少有人将1901年9月订立的《辛丑条约》与1005年1月颁布的《澶渊盟誓》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在严肃史家看来，两者的性质太不一样了。但如果我们不去讨论它们的性质，单就其共有的纳币求和的屈辱色彩而言，这相距千年的两个不平等条约，以及连贯其间的无数次和与战，难道就与妄自清高的文臣政治及其懦弱腐朽的帝国体制没一点关联吗？

　　◆扶不起来的帝国正规军

　　一般人很难理解，幅员辽阔、人才济济的大宋帝国怎么老是处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三番五次地让游牧邻邦折腾得喘不上气来。按正常情理推断，这个几乎把中国所有最富庶地区都划归己有的泱泱大国应该像历史上其他统一王朝那样，以自己强健的体魄和锐利的刀剑，迫使游荡四方、逐草而居的“戎狄”望而生畏，或是规规矩矩地纳贡臣服，或是被揍得抱头鼠窜。

　　成功地结束了军阀割据的赵宋王朝，自奠基之日便把休养生息和展拓边疆摆上了工作日程。到仁宗时期已拥有纵横几千公里土地和不下5000万居民，徽宗当朝末年，这个数额达到顶点，即分划为26个称为路的行政区域和总计1亿人口。农业及工商业的进步给统治者带来每年数千万的赋税收入。南宋时期疆域虽缩小，但政府的府库依然充盈如初，因为城市工商业及海外贸易的规模继续扩大，政府向地方摊派的各类税额也提高了。两宋都承担着向邻邦交纳岁币的任务，然而恰如富弼等人指出的，这点钱只占政府支出的百分之一二，例如恩赐给契丹的30万匹绢，只相当于南方越州（绍兴）一地的年产量，另外20万两银子，通过边境贸易很快就能收回50％—60％。（75）

　　据官方档案的记述，宋代军队在许多方面占有优势也是不言而喻的。从一亿人口中征兵，即便按照1％的比例，也能保持百万大军。事实上，发生较大战争的年代，正规军的数目常在100万以上，仁宗初年一度达到120万。神宗熙宁年间，历经整编，大规模裁汰老弱，禁厢兵的数目仍将近90万。（76）而先后与宋朝对抗的契丹，党项和女真，虽采用军政合一的组织，青年男子几乎都披上了战袍，最盛时的兵力也未达到宋军的一半。

　　在武器制造业上，宋帝国更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京师设有分工很细的兵工场，拥有几千名技艺高超的工匠。除了传统的弓弩刀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火药武器。东京的“广备攻城作”中，火药作位居所辖十几个部门之首。成书于战事多端的庆历年间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3种新式武器的配方。神宗在位期间，为筹备向西夏人开战，专门从日本进口了50万斤硫磺。到南宋时期，因战争需求增加，火药武器的研制更为系统化。建康府（南京市）在两年多时间里，新制火攻器具38，359件，添修63，754件，其名目十分骇人地展示了12世纪中国兵器制造业的发达，如有“重铁炮壳”、“火弓箭”、“火弩箭”、“突火筒”、“火蒺藜”、“火药弄袴枪头”，“霹雳火炮壳”、“小铁炮”、“铁火桶”，等等。而异邦唯一拿得出手的新式“武器”，只是金人发明的所谓“拐子马”，其形状至今仍令历史家们迷惑不解，弄不清究竟“拐”在哪里。（77）

　　正如身躯高大并不意味着体魄强健，宋朝的庞大军队和精良武器也未必就能成为帝国安全的绝对保障。不善经营者，本钱再多也是要吃亏的。

　　禁军和厢军是宋朝的正规军，每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都填入了养兵这个无底洞。本朝之所以摒弃寓兵于农的传统，采用了募兵制，据太祖皇帝讲是基于以往逢灾闹荒，流离失所的农民丛聚为盗的教训，为了化害为利，太祖的设计是，在这些人欲于法律允许以外谋生的念头刚刚萌生之际，便成批地招募参军，由国家养起来，使他们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都服务于整个社会。军队的相当部分成员既由如上人等组成，那么严格的训练与管理以及起码的生活保障就至为必要。实际上，尽管国家每年为此耗资千万，这两点却都没能做到。

　　太祖立国之初，对部队的训练和纪律抓得很紧，除了那个让士兵劳筋累骨的“更戍法”以外，太祖还经常召集卫戍部队演习武艺。但是随着和平岁月的到来，更因太祖本人创意的“强干弱支”之策的落实，长年屯驻京师的士兵日益懒散起来，因之，每日操练再精，也未见得派上用场。仁宗时期，翰林学士欧阳修惊讶地看到，戍卫大内的士兵，竟然雇人背着行李，（78）更多的文臣还发现，东京城中陆续新添的一些手艺人，均来自附近军营，据称是饷银不够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