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二年（1038年）初春，一位春光满面的西夏使臣来到宋都开封，他带来了国主元昊称帝的表章。宋朝皇帝被告知，党项人的祖先也做过真龙天子，只是到德明王这一辈，勉强接受了贵国的封号，现在我国自制了文字和服饰，有了自己的礼乐，已是建为万乘之邦的时候了，所以建国号为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册为南面之君，从今后不再是贵国番属，也不再参加贵国的郊祀，咱们已是平起平坐的邻国了。特此通报，愿两国永结盟好，地久天长。宋仁宗看了这封名为“表章”实是“诏谕”的信，心中的忿怒可想而知了。“夷狄”之邦也敢同大宋摆谱儿，还自称“天授”，欲意“延祚”，这不是向天朝示威吗？大臣们阅读了夏使带来的表章，也个个义愤填膺。有人出主意先杀了元昊的使臣，然后举兵讨伐，也有人举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古礼，认为应先礼后兵。争论间，又传来夏使臣拒受仁宗诏书赐物的消息，将本朝体面视为生命的文臣恨不能马上拆毁驿馆墙壁，将夏使压死在里面，只是因皇上仁慈，才没有实施这一薄惩。夏使刚刚离京，宋朝廷立即颁诏，削夺过去赐予元昊的封号，停止与西夏的互市贸易，并在边境张贴榜文：擒获或斩首元昊者，赏钱200万。没过两年，出任陕西经略使的户部尚书夏竦，又把价码提高到500万贯，这个数额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家年收入的1/8。元昊毫不示弱，不久便送到宋境内一纸榜文，上面写着“得夏竦首，与钱三千文”，大宋统帅的脑袋如此便宜，真是污辱之极。事情还没结束，到了第二年年底，元昊又派使臣送来外交照会，指责宋人欲图发动战争，并违背以往盟约，颁布制书，妄想加害本国君主。照会同时还以轻蔑的口气告诉宋朝将帅说，本国君主对此并不担心，南朝军队擅长的不过是丢下刀枪旗鼓逃跑而已。元昊的目的只在激怒宋人，为开战寻找借口。宋朝廷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承认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要么大举兴师，扫平西夏。面对小国的挑战，宋仁宗咽不下这口气，他选择了后者。（65）

　　然而，仁宗毕竟太年轻了，他不是太祖，没有军事经验，也不具备军人勇猛果敢的气概。他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又博采众方，在战守之间徘徊不决，最终导致了西北前线的一再失利。

　　战场上失去了主动，谈判桌前自然也短了筹码。事实上，西夏愿意重开和谈，也并非被宋朝文臣新的诚意所打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不久前宋帝国再次向与西夏有密切关系的契丹人进贡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

　　大约半年前，宋辽之间使者频繁往返。辽圣宗乘宋夏交战之机，派人使宋索要被周世宗“侵占”的晋阳（太原市）及瓦桥关以南十县。并说“党项是辽的外甥，外甥向友邦开火，当舅舅的不能不管，契丹愿谕示党项停火”。连遭惨败的宋朝君臣看到和平曙光迫近，自是兴奋不已。为难的是，祖宗的土地也不好随便割让，妥善的办法还是增加岁币，息事宁人。这样，年轻的官员富弼奉命使辽，背着西夏达成协议，宋每年增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一半代替关南租赋，一半用于酬谢辽国弹遏西夏之功。契丹果然说话算数。庆历三年（1043年）初春，携带求和国书的西夏使臣贺从勖住进了开封都亭西驿馆。

　　西夏求和国书言词卑下，称宋朝皇帝为父，自称为子，欲求恢复以往两国正常的交聘、互市关系。战胜国向战败国求和，还自降一辈，看起来是给足了宋朝面子，可恰恰这一称谓惹恼了大宋文臣。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臣服大宋，甘作藩属，本朝才有周秦汉唐的荣耀，现在不称臣而称子，不奉大宋正朔，搞出这个花样无非是想保持称帝局面，事关名节，岂容马虎过去！贺从勖也不含糊，搬出儒家先师的名言来：“子事父，犹如臣事君。”可是在战场上各行其道的宋朝文臣在这种事上却非常团结。范仲淹和韩琦一致认为：“不改僭号就不能和，除非卑词厚礼，改称兀卒。”（66）兀卒是元昊在国内的称呼，实与“天子”同义，但因其不同音，宋朝君臣还看得过去。没办法，贺从勖在宋使陪同下回国重议，数月后，元昊的使臣又来到开封，此次递交的国书果然不再称子，但也没按范仲淹等人的意见写上兀卒，而是谐其音，自称吾祖，同时还提出宋朝增加岁赐、割地、驰盐禁等，一共开列了11项要求。对后面提到的割地赔款，宋文臣好像并不在意，独对自称“吾祖”一事勃然大怒。谏官余靖对仁宗说，这无疑是西人侮辱我朝的称呼，过去尚尊陛下为父，现在却让我朝称他为“吾祖”，是可忍，孰不可忍！（67）欧阳修、韩琦等人对割地一项也持异议，只有范仲淹认为“中国利害，不系于此”，这位常怀天下之忧的大臣为了说服皇上，举出了历史上汉高祖、唐太宗曾“屈事戎狄”的例子，又称本朝太宗皇帝战败失土，依然毫无愧色地与契丹、党项议和，只有议和，方能免除后顾之忧。范氏的意见再次引来朝臣们的普遍不满。连他的老朋友欧阳修都为他羞臊，说这样屈从议和，是那种“不忠无识的人”才提得出来的。（68）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夏辽开战，宋与西夏的议和谈判恐怕就要因为“名份”问题无限期拖下去了。可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自视为舅舅并老爱管外甥闲事的契丹与西夏反目为仇，暴发了大规模战事，这一偶然事件促成了宋夏之间这笔以金钱换和平的买卖。元昊害怕辽宋联盟，闻知契丹举兵，匆忙遣使再赴东京，立誓称臣，其他条件依旧。宋仁宗接到元昊誓表，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有了面子，怒的是西夏仍然要在宋境内划界筑城，厚颜索要的“岁赐”也太多，银、绢、茶三项加起来有25万。权衡再三，觉得面子上的事还是比割地纳款要大，便欣然批准了。同年九月议和誓书颁布，众文臣举杯相贺，范仲淹等人终于如愿以偿了。（69）

　　对已成现实的藩邦邻国既不能战，又不愿采取对等外交，要么当主子，要么做奴才，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文臣吴育的一道奏折中阐述得极为透彻：

　　圣人统御之策，夷夏不同，虽有戎虏君向化宾服，终待以外臣之礼，羁縻不绝而已，一有背叛，来则御之，去则勿追。（70）

　　这种荒谬的理论显然是基于传统的一元论，表现在御边策略上，就必然是战则鼓噪冒进，和则罢兵解甲，别无中间道路可走。全然不像西夏人那样以和备战，以战致和，甚至连蒙带骗。为了求得生存，忽而向辽求亲，忽而向宋称臣，待其友邻不备，又突如其来地扑上去狠咬一口。西夏的外交辞典中，绝无“信义”二字，但比之宋的敦厚，辽的耿直，谁更占便宜呢？毫无疑问，元昊狡诈多变的外交手腕是使这个弹丸之国能在宋辽之间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宋人做不到。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他们更倾心于坐守家门，盯住自己的院墙。宋人的军事与外交制策，均须服从于帝国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本朝政出文臣，文臣恪守礼仪，而礼仪的核心乃是维护帝王尊严和士大夫的体面，凡伤了帝国的面子，都有可能引发为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或旷日持久的和谈。

　　北宋的第八代天子，酷好艺术的宋徽宗，某天忽发奇想，悍然撕毁了维持百年的“澶渊之盟”，向辽人开战，其动因之一，是宠宦童贯使辽时受了污辱。

　　政和元年（1111年）九月，身为贺契丹主生辰副使的童贯一踏入燕京宫殿，立即觉察到四周不友好的目光。这一点他事先应该料到，临行前有大臣提出不要让童贯充任使臣，免得贻笑天下，徽宗诡密地一笑，说：“契丹人正是听说我朝有个太监做了节度使，久欲一睹风采，才提出邀请的。”虽然有此思想准备，他还是受不了辽人的目光和窃语。尤其当他听到辽臣指点着议论：“弄这么一个腐夫作节度使，看来南朝真的没人了！”不由得火冒三丈。归国途中他遇见了一位同样憋了一肚皮气的马植，这个契丹大族的后代因行迹不端，被国人唾弃。两人一拍即合，遂结伴而行，来到东京开封。

　　已改名李良嗣的马植告诉宋朝皇帝，东北女真人对辽人恨之入骨，我们若与之联络，共同夹击，则收复燕云十六州就有希望了。不久，又有一个汉人高药师乘小船渡过渤海湾，绘声绘色地向宋朝官员讲述契丹如何被女真打得狼狈不堪。徽宗听了这些消息，龙心大悦，立即批准了童贯的建议，绕开契丹，取海路与女真人联络，经过十来年的漫长谈判过程，两国达成协议：由宋朝将每年贡辽的50万岁币转赐予女真族建立的金，金则把燕京等地归还给宋。两国军队分别出击辽的要地。（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