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稍微差一些，因为它在20世纪被美元用货币战争打趴下了，所以那块儿是中端的赞助商，比赛在那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战，一个职业球员，球王的收入在1000万美元左右，世界马球的球王，他们在阿根廷马球公开赛当中基本是一分钱拿不到的，他们就是为了荣誉而战，就看到底在马球的行业里谁最厉害。

　　其他是美国马球公开赛，还有印度马球公开赛，美国马球公开赛是一批新贵在迈阿密，这帮世界级的富豪和大佬在威林顿建立了一个新的小镇，这个小镇是整个美洲最大的马球马术的集散地。这个地方的运营模式就是，每个人到那儿去，买一大块儿地，自己建一片球场，再建二三十个马房，雇十几个、二十几个阿根廷的马工，在周末和假期的时候，陪着太太和孩子们打球，请朋友到他们家度假。

　　美国马球公开赛和英国马球公开赛都是世界顶级品牌的赞助对象。他们的级别是一样的，都是22级到24级的比赛。22级到24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场上的4个队员，有1个人是赞助商。美洲杯方程赛船上有18人，因为我自己喜欢帆船，我每年也去，大概有10天左右跑帆船。汪潮涌说那上面有18个人，首先要起到组织这个船的作用，比如说资金、人力的投入，包括如果船在比赛过程中，发生了突发事件，除了有经验的船长之外，这18人一定要起到决定的作用，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马球赛不一样，马球赛球队的队员在场上真正干的运动员的事情，那么也就意味着22级到24级的运动员，有1个运动员大概是0级到2级，剩下3个人是20级左右，最少是10级、8级、7级这种人，就是世界前15名的球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低级别的职业球员和顶级3个球员的配对赛。赞助人在全世界的大概就有二三十个，他们都是顶级的富豪，年龄最大的67岁。没有年龄规定，因为一个赛季的薪水，是150万美元，不包括吃、住、行。职业球员打不起这个。必须得有一个赞助人，就好像美洲杯方程赛，它最有经验的船长打不起这个比赛。

　　王璞：不是赞助商爱好者，那你玩儿不起来。

　　刘诗来：理论上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

　　王璞：有一种文化。

　　刘诗来：是一种文化。阿根廷的比赛全部是职业的。现在全世界赞助马球最大的一个人，是阿里；第二个是一个华侨，是泰国免税店、全球第三大免税店的老板，同时也是英国的主席，他们自己都疯了一样的打马球，但是他们打不进职业了，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他们的儿子都是最厉害的马球手。你说那他们是赞助人还是爱好者？但是我们管出钱的人叫赞助人，并不是因为他的马球级别。

　　王璞：这个运营模式，是不是不盈利，就是一种乐趣？因为要赞助很多钱，可能是推广商业的价值，无论是观众票，还是赞助商的支持资金，可能最后都打不平之前的投入，因为是一种爱好，一种乐趣，投入太高昂了。

　　刘诗来：全世界玩马术、玩马球的人，基本上全都是往里扔钱，没有人的钱能拿得回来的。唐人马球俱乐部和中国马球的公开赛，大概每年是几千万的投入，能拿回来赞助的费用大概是1000万。你每年要往里投入一笔钱，这个就是你对运动的热情，有很多运动基本都是这样。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应该怎么做？如果说把中国体育所有的队伍都扔到社会上，会把中国体育的水平一下降下来，那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就下来了。所以说，国家要长期继续扶持体育，但是我们也应该引导更多的企业拿出钱支持。

　　王璞：现在你这块儿，是国家投得多，还是企业投放的广告赞助多？

　　刘诗来：国家一分钱不给，在这个前提下，还得给国家交钱，你想办中国马球公开赛，你得跟体育总局申请。

　　王璞：你没有达到五五开，国家支持50%。

　　刘诗来：1933年马球离开奥运赛场了，因为全球的经济衰退，马球太贵了，打不起。比如说伦敦奥运会去了，首先我们自己4个球员，6个比赛，一个人需要大概20匹马左右，80匹马要运到英国去。运到英国去的运费、商业保险等大概是1.5万英镑一匹马，你到之后，在中国的隔离期是35天，因为全世界把中国定为马的重灾区，这就是奥运比赛的时候，主场地选在香港，而不是北京，大家认为香港是国际化的城市，检疫没有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假设说可以运过去，这边45天隔离期，那边是三十多天，再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适应当地的气候，把体能训练上来，这是多长时间呢？已经一年了。打这么一个比赛，没有几千万英镑，几亿人民币，打不了。

　　我建了唐人马球俱乐部，花了很多钱，建了马球场，第一批投资人，投入的资金一定是拿不回来的，全世界都一样。但是国外的模式不一样，比如说在英国、在阿根廷。

　　我跟潮涌不一样，我是兴趣投资，起码我有收获。比如说我的目标，我希望能够赢得美国马球公开赛最高级别赛事的冠军，我希望能够全身顶着中国的品牌走出去，中国的品牌，我希望是顶级的、世界级的。

　　王璞：在你身上放满品牌，还要考虑他们的级别、成本的预算。比如说华为顶级品牌？

　　刘诗来：对，他得支持。

　　王璞：所以意识很重要。

　　刘诗来：现在其实很多企业家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我看了资料，马球和马术是两件事。泰康的陈总已经赞助北京马球杯循环赛的一个比赛了，爱国者的冯总也开始赞助马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王璞：你说说你帆船的事，头一轮发言没有说帆船的事。

　　汪潮涌：刘诗来讲得特别精彩，因为他本身既是马球的投资者、推动者、倡导者，又是一个顶级的球员，这一点让我自叹不如，因为我对帆船更大是一种精神上的投入，当然在国际上，西方的媒体把我喻为中国大帆船的“教父”、“推手”，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我不是一个好的帆船运动员，我仅是一个帆船运动爱好者，因为作为一个好的帆船运动员，尤其像我这样，要带着中国队参加美洲杯比赛，前提你起码是奥林匹克的金牌、银牌，或者是其他一些区域性的帆船赛事的前三名。没有这个基础，根本没有资格上美洲杯的赛场。

　　我讲美洲杯帆船赛的来历。帆船运动，历史非常悠久，从航海界的历史上来看，中国人在秦始皇的时候，就开始派人出海，东渡寻找不老药，后来唐朝、汉朝、宋朝，尤其到明朝的时候，中国航海进入顶峰时期。明朝1405年到1427年，郑和带着中国的船队七下西洋。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要早。哥伦布驾驶圣母玛丽亚号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要比郑和晚60年，而且他用的船——圣母玛丽亚号是郑和官船1/3的规模，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官船61米，出海的时候是220艘船，2.4万名水手和后勤人员，那是浩浩荡荡的。世界上最大的赛事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说到美洲杯的历史，与马球的历史很像，和英国关系非常紧密。大家知道，英国打败西班牙舰队以后，迅速在海上崛起，甚至成为所谓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1851年，英女王在英国办了一个擂台，让全世界的船队到英国去挑战，取的名字是“几内亚女王杯”，当时美国的一批企业家组建了一个团队，跨过大西洋，去挑战英国。美洲杯帆船赛在1851年，美国是工业技术最强盛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企业家精神也是最强盛的，所以把这个奖杯夺回了美国，英国太自信了。女王定的规矩，谁拿到奖杯，以后就在这个国家举办。结果美国人拿到冠军以后，每4年一届，连续赢了132年。所以说英国人从此与美洲杯无缘，名字也由女王杯改成了美洲杯。直到1986年，由澳大利亚赢了一届，美国举国懊丧，后来美国的传媒大王不服气，又组织了一批新的企业家赞助和训练船队，把奖杯又夺回来了。好莱坞为此拍了一部电影叫《海上豪情》。后来，美国又输给了新西兰，新西兰夺走了以后，瑞士的首富巴特利，把当时医药公司卖掉以后有120亿的现金，他拿一笔钱把新西兰队收购，变成了瑞士队。美洲杯的规定很有意思，船主必须是所在国，比如说船主是中国人，队员可以用外援，百分之百的外援，船可以在中国设计。瑞士就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棒的新西兰队。新西兰队为瑞士队夺得了奖杯，整个欧洲为之沸腾，因为等了150年欧洲才重新拿到美洲杯的主办权，欧洲杯60个港口城市申办，就像奥林匹克的主办地一样竞争很激烈。西班牙的国王是一个帆船迷，西班牙政府出了2.2亿的报名费，把赛事的主办权拿到西班牙瓦伦西亚，花了19亿元修了一个港口，那个港口可以同时容纳100万人观赛，所以第三大城市利用美洲杯的赛事，把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南欧的旅游重镇，最后靠房地产和旅游产业，把投资回收了。我是2004年被美洲杯组委会邀请去马赛看比赛的。结果到马赛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震撼。

　　美洲杯的门槛很高，首先，参赛最重要的一条是你有没有合格的队员、合格的设计师、合格的造船厂、合格的管理人员，这些硬性的条件。我后来找国家体委，体委说：“我们很想参加，但是我们没有合格的队员，没有合格的教练，没有合格的设计师，没有合格的造船厂，船都造不出来怎么参加，经费也没有。”因为国家体委水上中心当时的经费主要是搞奥运，如果是民间参与的话，我说我们愿意支持，当时就给我一个15年的授权，让我可以用中国队来参加美洲杯，其他的事我们自己去做，运动员的选拔和训练可以支持一把，别的一分钱不会投入的。但是拿到他们的授权，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王璞：开始说到经营了，给你国家队授权，没有给你钱，怎么经营？

　　汪潮涌：百度和搜狐是我投的。我就找他们了，一分钱没有找到。报名费都是我们自己掏的，后来就找赞助商，因为我们是美洲杯历史上，150年来第一支中国队，一下吸引了欧美媒体的眼球，《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中国精神》，结果有几个欧洲的奢侈品牌赞助了。

　　王璞：总之是国外企业凑了5000万？

　　汪潮涌：国外赞助了一半，剩下一半是我自己掏的。

　　刘诗来：我老开玩笑，我说潮涌比我伟大，他更多是对于这事的一份热情。我是球员，我做中国马球公开赛的时候，首先我自己享受这场比赛。第二件事，因为我本身在亚洲是相对有名的好球员，我已经是做七八年了，我做第一届中国马球公开赛就有赞助商，但是那个根本覆盖不了所有的赛事，差远了。所有赞助商的费用，我印象里连我们的10%的费用都覆盖不了，但是起码我们有品牌在里面，而且都是世界一流的品牌。

　　汪潮涌：过去，人们说航海界没有中国人，中国在海上没有影响力，我感觉这8年最大的回报就是，国际航海界通过体育赛事“大帆船美洲杯”为中国填补了一个空白，这是最大的一个精神收获和精神回报。对于财务回报，我感觉美洲杯帆船赛一辈子都不可能挣钱，因为我们都还有其他的投资，我们用其他投资的收益来补这个项目。但是在中国，有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有，这里面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家控制的，像篮球、乒乓球、足球；还有一类，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的商业化运作的赛事，国家没有太大的精力去管，比如帆船、高尔夫，李娜其实是独立出来了，她也算是商业运作，自己找赞助商，自己找经理人。所以说这个模式还是可行的，随着中国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产业升级和转型，以后用于体育赛事赞助的民间资金和企业界的资金会越来越多，这样商业化的赛事，会在中国有更大的前景。

　　王璞：您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主讲嘉宾席了。您企业见得多，企业的经营和体育的结合方便，比如说利用体育做一个媒介，或者是做一个通道，推广企业的品牌，提升企业的形象，体现企业的责任等等，这个是不是您脑海中反应的？

　　嘉宾：现在赞助的更多的可能是大众化的体育项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企业的崛起，还是应该在商业模式上做一点探索，不一定完全照搬国外的模式，因为现在的民营企业、国企赞助的可能性比较小，F1是最先进来的，中国石化赞助的，所以说F1进入中国，一下就普及了，找到这样的赞助商可能不太容易，但是随着一些顶尖的项目，慢慢培养贵族精神这块儿，还是可以在商业模式上做一些创新的。

　　我赞助帆船是一个很失败的投资，虽然赛事很高端，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失败的投资，因为这不完全是针对我们产品的人群，完全不在我们的层级上。打高尔夫的人群，家里肯定是放的索尼电视，连三星都没有。所以对一个品牌来说，它一定要在它的位置上，随着它渐进的阶段，不断地去寻找突破口，比如说这几年，我们赞助CBA，还是有收获的。因为CBA随着电视的转播，负面比较少，还有越来越多的球星，虽然是NBA的过气球星，但在中国有巨大的球迷的凝聚力，随着它的上升，我们品牌的提成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汪潮涌：冰雪运动是世界上很大的一个产业，田源博士当年就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数字，在中国这几年的冰雪运动，尤其是滑雪和雪板的人群发展得很快。

　　王璞：时间有限，今天就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对话。从我今天学习的心得来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像我过去做管理咨询，我连产品都没有，你们有船、有马，我连船和马都没有。我今天学习的分享是，体育领域也分三百六十行，每一行有每一行的门道，它们比较相似，但是也大有不同。每个行当里头，不深入进去，不潜心琢磨、研究和探求，笼统的一句话，笼统的一个概括建议，都无效。这里面暗含着的门道太多了，就像三百六十行一样。

　　思想互动空间D：“金融新政”的回眸和展望

　　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新政”是一年多以来中国金融体制内最重要的变革之一。这些新政包括：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发展公司债、强力打击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为市场引入资金活水，倡议“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入市”，规范借壳上市，提升IPO审核公开性等。如何评价这一变革？这一变革还有什么续曲？这一变化给未来10年资本市场、金融改革的启示是什么？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如何同时尊重草根自下而上的探索？

　　在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瑞士信贷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张利平、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梓木、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一创摩根副董事长贝多广、中融国际董事长王定林、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道许、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非、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庆斌就这些问题参与了《思想互动空间D：‘金融新政’回眸与展望》的讨论。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主持了该场论坛。

　　陈琦伟：金融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老板、政府的目标服务，还是为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服务？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金融市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银行体制严重落后于服务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不足，这是深受国内外诟病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长期的急功近利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客观上逐渐丧失了融资功能，这就使得金融市场必须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而从去年以来，金融市场也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大家如何看待这些新政？金融体制改革最亟须进行的又是哪些？

　　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

　　陈志武：金融新政之中，我一直不赞成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实际上，从金融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资本市场越不发达的地方强制分红的倾向性就越强。针对这一新政，我提出的问题是，融资进来的一元钱与分红出去的一元钱有什么差别吗？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是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定向增发时的折扣，为什么要股东做出这样的牺牲？在我们搞金融的人看来，一元钱就是一元钱，没有任何差别。近几年，中国的金融发展基本上是生产金融、投资金融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为何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原因。可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从18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就已经把工业革命的重点从生产转移到与消费品有关的领域，金融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经常提到，围绕个人和家庭的金融创新和发展是目前中国金融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

　　陈琦伟：刚才陈教授提到了强制分红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畸形，资本市场沦为圈钱的场所。二是国企的问题等。对此，梁锦松主席怎么看？

　　梁锦松：以前我也在一家大银行做过独立董事，也经常谈到陈教授提到的这个问题。最终，我们的答案是，这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股民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大股东的要求。因为如果不分红，现金收入等方面都比较难入账。当然，如果从企业增长的资本金需求，从小股东的角度来讲，将红利留在企业里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可能会更有利。就像陈志武说的，分红之后，企业发展的资本金如果不够，还要到公开市场募集，一来一回之间，投资银行从中赚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在税收方面，因为分红的时候小股东还要交分红税。从这个角度来讲，分红的效率不高，但这是不同政府部门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财政和监管部门的部门主义，或者是不协调。

　　那么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包括金融领域的不协调怎么办？现在，中国和其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一样，都是分业经营。可是，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反应。对此，有的国家将它们合起来，如英国的统一监管，但我们在单一的部门进行监管都已经很困难，更不用提对市场进行统一管理了。同时，从人的角度来讲，分业经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怎么来协调呢？在香港，财政司每三个月开一次会，就是所谓的金融监管者议会，参会的有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强积金（和国内的社保基金差不多）。会议的目的是明确政策是否有矛盾，有没有协调，有没有新的危机需要我们去处理，这就很好地将部门之间的矛盾避免和协调了。所以，香港的金融市场虽然也是分业经营，但是在政策和市场操作层面避免了风险，更好地进行了协调。

　　陈琦伟：那您如何看国内的金融管制思路？与香港的差距是否很大？

　　梁锦松：国内的事我不敢妄下评论，因为我还是生活在香港。我做财政司是14年前的事了，我自己的体会是每天都要应对危机，无论怎么防备还是会有危机出现。另外就是要宏观、长远地看问题。财政司要求所有金融部门、监管部门每三个月开一次会，就是用一个比较长远、宏观的眼光来协调各个部门出现的矛盾，从而使各个部门可以更好地寻找、抓住机遇。

　　陈琦伟：对于梁主席所说的，我个人比较怀疑，因为部门分割比较厉害。

　　吴庆斌：刚才大家探讨的是大部监管、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局面，就是大资产管理时代。银行的理财资产有8万亿，信托成为第二大金融产业，有7.5万亿。同时，券商的资产管理计划也被放开，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功能也开始发挥。如此一来，所有人都在做资产管理。这种情况下，分业监管肯定已经不行，那么央行可能大概定义一个盘子，也就是社会总规模，而在这个新政下，中国财富时代到来时的直接财务需求和管理需求会逼着银行进行改革，走利率市场化之路。

　　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

　　陈琦伟：吴总的发言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话题，由实际政策引导以及市场推动而形成了大资产管理趋势，但我们的金融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媒体经常报道的富豪移民、组团出国购物，其背后的原因也在于此。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可面对这种结果，我们是否已经做好改革的准备？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王梓木：过去，金融的本质功能是什么？对出钱人来说是理财，对用钱人来说是融资。但理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等，其中保险又不太一样，它主要是提供风险保，用风险保障来满足用户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80%卖的是理财，而不是风险保障，卖保险的能力非常强，但管理能力非常弱。因此，保险行业在讨论如何进一步回归风险保，保监会也出台了一项关于保险的投资新政，用我们的话理解就是一个放开、一个开放。所谓放开，就是保险业的资产不仅由保险公司来管理，也可以由保险公司以外的机构来管理。过去，这只能由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做得还可以，权益类产品则不如证券、信托。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开放，就是保险公司的资产不一定委托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委托外面的公司，同时你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管理其他资产。

　　陈琦伟：保险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是独资，还是可以其他人入股？

　　王梓木：现在都是保险公司自己的股权，还没有放开。

　　陈琦伟：互相参股也不可以？

　　王梓木：原则上不可以。

　　陈琦伟：我知道原来是百分之百独资，如果这一块放开了，我想整个团队会不一样，机制也就不一样了。

　　王梓木：这个还没有探讨。说一句实在话，保险公司的资金管理、运用功能并不健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总的来说，印证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不仅要求我们建立市场，彻底打开行业壁垒，真正让金融资产走上市场，实行谁有能力谁来管，谁有本事谁来做，还要求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有一套办法，不能像过去那样局限在自己的领域里。这是好事，但是下一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所有的变化对我们的管理能力，特别是专业化水准、差异化竞争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应该得到提升。这样一来，监管确实是一个问题。

　　陈琦伟：金融市场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非常明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金融市场的改革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面。这个方向是积极的。

　　王梓木：有了这些变化之后，老百姓理财的收益也会有效提高。但是这些钱现在往哪儿流，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实，对保险资金来说，其本质特征首先是安全性，其次是流动性，最后才是受益性。所以，政策放开以后，在人们敢把钱拿出来的情况下，对其风险系数的判断和把握也应该有所变化。

　　梁锦松：肯定会变化，因为是客户主导，由客户去选择所谓的保险产品。对于政府批的保险企业，保底肯定没有问题，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对它的预期，再就是公司的管理能力，所以这是监管、预期以及企业管理能力提高的一个互动。中国过去若干年的经验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不能说市场不好，但是适当的放开后保证市场的有序是一门艺术。而宏观上，由谁来管理，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政府的问题。

　　陈志武：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放开，这非常好。因为垄断会导致更多的低效。但除了监管以及股东要求比以前更高之外，对资本以及运用资本的人是否应该有一定的约束或纪律，否则很容易乱套。

　　李亦非：中国已经从财富积累的时段进入到了财富管理的时段，在这个阶段，财富管理更多的是规避风险，金融新政的所有产品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跟不上

　　贝多广：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而现在推行的市场化就是要走国际化道路，真正按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建设。那么，我们金融究竟能为下一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发挥什么作用？简单一点说，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详细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发展消费金融。如果消费金融能够发展起来，中国的消费量还可以有一个高比例的增长，而且这在国际上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不需要自己摸索前行。第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不是依靠成熟市场来满足，像美国，它们更多地依靠天使基金、PE等民间资本来完成。而我们现在推行的中小企业发债，本身的做法就不是市场化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上的经验，但这需要根据中国的特色来做。这还值得探讨，不是在资本市场范围内，而是在整个金融结构中进行讨论，比如小额信贷。实际上，中国的小额信贷还没有小到抵达基层的程度，更多的是由工、农、中、建推出的小额贷款，额度在千万以上，但真正的小额贷款能做几十万、几万，这对中国普罗大众的经济基础才有大的提高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在城镇化建设当中，虽然也鼓励民间投资，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些都是各地政府、各级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许多非营利、公益类事情也需要地方政府去做，而由于中国制度的问题，市权、财权脱离很大，预算法又规定它不能融资和借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国债之外就是市政债，是一个很大、很成熟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广，它与过去几年我们统一银行信贷支持地方政府的做法很大的不同就是期限拉长，第二个问题是可交易，因为没有这些，未来可持续性将是个大问题。

　　吴庆斌：银行是计划经济，每年的贷款额有限制，所以这两三年基本上不会做消费金融。

　　陈琦伟：城镇化融资有一个明朗的前景，还是模模糊糊？

　　周道许：我觉得贵州是金融新政的受益者，最直接的受益有两个：一是证监会对西部公司上市IPO实行绿色通道，二是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证监会推出了融资债券，我们也被列为四个融资债省份之一。现在，地方政府对城镇化都在想办法，而且都在研究落实措施，其中融资受到了高度重视，地方金融办迅速崛起。我觉得这有它的必然性：其一，地方的经济能力在崛起，所以需要有地方金融管理机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其二，地方金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需要熟悉环境、了解情况的地方机构来管理。现在，从全国来看，地方金融办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强制性的，管人、管权、管钱；二是比较弱势的，为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服务，无财权、人权和监管权；三是处于强制性和弱势之间的，有一部分事权和人权，但是行政审批权比较少。总体来说，地方金融办在逐步发展壮大，但其发展职能和定位方向需要进一步清晰和明确。另外，中央政府也缺乏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机构来为各地方金融办提供指导和服务。

　　陈志武：这些年金融办在各个省市都建立了起来，如周秘书长所说，金融办确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有的金融办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上海金融办，在很多金融创新方面做出了努力。对此，我的理解是，只要各个省金融办之间互相竞争，这就会给证监会、银监会带来很多压力，迫使它们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很多金融办起到了坏的作用，比如过去金融办对上市公司所做的上市辅导就是做假，很多地方金融办参与了造假，欺诈中国老百姓、股民，对中国社会来说，不需要更多的这种威胁。

　　陈琦伟：周秘书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地方政府金融扩张的冲动非常强烈。他也提出了面临的问题，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跟不上，而这也需要我们的地方政府做出努力。

　　改革应该往前走

　　张利平：自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中国的金融市场也逐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但是因为中国人民币没有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一个内地化的市场，这是现实。可我想，人民币一定会在今后10年、20年开放，那时候我们能不能和世界的商业进行竞争，国内的证券公司是否可以和海外的证券公司进行竞争？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陈琦伟：这种关于未来的观念需要多大程度纳入金融新政、金融改革？未来的竞争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眼前的未来。

　　张利平：中国迟早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而且这10年就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得非常快，而且非常成功，比如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化，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金抵抗金融危机。今后也可能有另一场金融危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避免风险？这里主要有两点：一是监管，二是人才。这两点都应该一步到位，就是要以最高标准来要求我们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信托、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目前我们很多领域都放开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放开以后会乱，这就对监管提出了要求：一是要监管好，二是要加强放开力度，实现有效竞争。吴敬琏教授谈到，“没有市场的竞争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金融市场也是这样。

　　王定林：我讲三个问题：一是银行，二是政府，三是资本市场。就银行而言，我觉得银行不能挑客户，只要企业风险可控，只要ERP可行，就可以贷款。而对政府而言，只要银行具备了条件，就应该尽快发放银行牌照。可现实是政府的权力太多，金融平台、城投公司都是政府的，政府为什么要冲到第一线呢？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可以承担起这项工作。我觉得，政府应该放手，只管好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就可以了，其余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去处理。再说资本市场，这些年来，股市一直在下跌，为什么会下跌？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去维护，特别是上市公司，它把钱拿走以后，根本没有很好地去维护自己的市值和股价。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一定要请专业团队来进行，但现在很少有这么做的公司。比如，现在股市低迷，政府就应该停掉做空，并且站出来增持股票，提供基金。这么好的市场被搞得一塌糊涂，几年下来没有挣到钱就证明政策有问题。80%以上的人都赚不到钱，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政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说应该去改正它。

　　梁锦松：根据大家的发言，我清晰地感觉到一点，那就是大家都觉得政府应该管少一点，市场是最好的。当然，市场肯定比较有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市场有时候会出现失衡，或者失效，特别是金融市场，它的流动性太大，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让整个体系倒塌。在市场化方向上，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的经验，但是也不能完全迷信，要避免学习国外不好的经验，更要配合中国国情，毕竟中国有很多地方跟国外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在一些国家，产业政策不好会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但是金融政策不好，则可能影响整个经济和国家安全。

　　陈琦伟：在座的有重量级的嘉宾——刘明康主席，我们请他说两句。

　　刘明康：实施金融新政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总体来讲，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金融新政整体都是好的，如果能更早一些提出来可能更好，因为会推动市场往市场化方向多走一步，使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开阔平台。总体上，这些金融新政体现了改革开放和为人民的方向，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缺陷。在大家所说的管理、人才之外，我再加一个，改革。为什么新政里还有一两条不是很好，或者不太符合市场的机理？其实就是改革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改革应该往前走。另外，中国的法律要改革，由于法律没有改，所以出现了VC满地爬、PE满天飞的现象，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降低产能和节能减排，是要把它灭掉，或兼并收购。改革也存在着多家管理与监管，这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成本高一点。但有一点，金融监管必须强调四个字：协调、共享。如果做到这几点，我相信中国的金融大有希望。

　　思想互动空间A：什么决定2020经济总量翻一番？

　　通常的说法是，尽管2012年的中国经济很“紧张”，但真正的严冬却是在2013年，而且这个严冬可能会很冷，因为短、中、长三个周期的谷底在这一年前后发生了叠加。这一宏观经济分论坛将讨论2013年最悲观的情形：什么决定2020经济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