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安定，把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结束内战之前，名将丰臣秀吉已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将这两个阶级分离开来。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但是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他必须依靠每年从农民缴的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来维生，就这样成了寄生虫的一分子。武士生活无忧，完全可以依赖大名，大名会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日本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的武士，在各藩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中结成了牢固纽带。但是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了经济性的。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日本的武士既没有领地和农奴，也没有钱。他们依靠并不富余的俸禄生活，而德川氏早就为其确定了俸禄数量。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的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更伤脑筋的是，武士家族的几个继承人还要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不够用了。因此，选择了武士，就只能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就是承认威望取决于财富和外观，所以，他们给自己定下“俭朴是最高的美德”的信条。

　　武士与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之间，还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而武士则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单纯是装饰，他们对庶民可以使用佩刀，佩刀是其特权和阶级的标志。这是德川时代以前的传统。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言而不逊的庶民，可立刻斩杀。”《家康遗训百条》内道：“士乃四民之首，农工商辈于士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于心中无士者，士不妨击之。”又有，宽保三年《彻定书百条》中规定：“士虽对步卒无礼，不得已而杀之，经审按后，属实者亦无妨。”这也只不过是以前的传统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之上，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庶民和武士虽然都服从大名的统治，接受他的直接统率，但两者又处于不同的阶层。两个阶层之间的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阶层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规则、统治和义务。两个阶级有时候出于形势会相互沟通，但这毕竟不属于等级制度所固有的东西。

　　德川时代，武士不仅会舞刀弄剑，他们还渐渐帮助大名管理财产，成为精通各种风雅艺术，如古典乐、茶道的专家。他们帮助大名处理各种文书，还能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大名的谋略。所有文书均由他们处理，藩主的谋略也靠他们的巧妙手腕来实施。在200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武士们几乎没有展示自身武力的机会。就像商人不顾等级规定而追求舒适高雅的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浴血奋战，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学到了各种高雅的艺术。

　　没有法律的保障，农民还是会受武士的欺凌，他们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又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还算有些安全保障。在日本，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等于有了威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但与欧洲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不同的是，这条法令是为了保护耕作者的利益。农民十分珍视他拥有的土地，他们世代耕作，勤勤恳恳，不辞辛苦。尽管如此，农民像希腊神话里的提坦神阿特拉斯一样，养活了一大群寄生阶级。

　　这个寄生阶级大约有二百万人，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机构、武士等。他们要缴实物税，将收获的财物上缴给大名来养活这些人。德川时代的传统赋税高达40%，实际缴纳的可能还要高，在有些藩甚至达到80%，而同样是水稻农业国的暹罗，赋税却只有10%。此外，日本还经常占用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强迫他们服徭役和无偿服务，所以农民也像武士一样，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家庭人口。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基本没什么变化。而在这样长期和平的年代，一个亚洲国家人口停滞不前，很能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统治阶级对武士和农民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格限制，但每个阶级的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依赖关系，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反抗。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反对大名，也反对幕府当局。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发生过的农民起义就不下一千次，但农民起义也不是反对传统重赋，而是反对额外增收的赋税。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他们才成群结队地去向大名抗议。但他们的请愿和裁判也要遵守一定的程序，首先要写好废除苛捐杂税的请愿书，呈递大名内臣，如果内臣私自扣压了请愿书，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把诉状呈递将军。那些有名的起义，一般都是农民怕诉状被扣压，就跑到京城的大道上拦截将军的轿子，直接呈递状子。尽管这种做法很冒险，但是将军一般收到状子后就会立刻调查，大多数还是农民会获胜。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秩序相悖的。哪怕将军尊重农民，也作出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效忠”这一等级制的基本标准。所以不管农民多么有理，他们起义的初衷多么正义，他们都难逃一死。农民们也知道这是在所难逃，但就算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也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当人们聚在刑场上，看着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他们亲眼看着行刑，也不会为领袖出头发生暴动。这是法令，是秩序。事后他们可以为死者建祠立碑，奉之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却认为对领袖处刑是正确的，因为那是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而言之，德川时代的历代将军都力图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大名。大名在每个藩中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对属下可以行使各种特权。而将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之间结成同盟或进行侵略。各藩的藩界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盘查，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为了防止各藩之间结盟，大名之间不经将军允许是不能联姻的。藩与藩之间还不能架桥，因此商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另外，将军还派密探监视各大名的财政收支，一旦哪个大名富了，将军就会承包给他损耗极大的建筑工程，这样一来，他的工程完成了，他的口袋也空了。而最有名的一项规定就是，每年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返回自己领地时，还必须把妻子留在京城作人质。将军如此费尽心机，才确保了自己的权势，巩固了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度中，并不是支柱，因为他要通过天皇任命才能执掌政权。天皇和皇宫里的世袭贵族被迫隐居在京城，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还不如大名，甚至宫廷的一切仪式也由将军严格规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除天皇和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并不是什么新奇事，从12世纪以来，将军就已经剥夺了天皇的实权，开始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有一段时间，经常发生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职权分化更为严重。徒有虚名的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世袭的世俗首领，权力却又转交给了世袭首领的政治顾问。德川末年，佩里将军也没料想到，将军背后还有天皇。而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本使节哈里斯，在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也是突然发现还有一位天皇的。

　　实际上，日本天皇的概念跟太平洋诸岛上其他的皇帝是一样的，他是神圣的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有些太平洋岛屿的皇帝自己行使权力，有些则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但他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的神圣首领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所以他不能亲自取食而是由专人侍奉，奉食的汤匙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有人抬着，因为他双脚踏过的就是圣地，只归他所有，别人不能踏足。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神圣的头部，他的话语可以上达诸神。在萨摩亚岛、汤加岛等岛屿，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神圣的首领则与世俗生活完全脱离。18世纪末，到过汤加的詹姆斯•威尔逊提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所谓神圣首领，其实也是军事将领的傀儡”。汤加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在果园采下第一颗果实，举行了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果实。神圣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用“天堂空了”之类词句，其死后一般会葬入王墓。

　　日本人认为，天皇即使毫无实权，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傀儡”，但他在等级制中也有一席之地，他的身份跟参不参政无关。西方人认为，天皇完全是多余的，但是习惯了等级制度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对天皇和京都的皇宫依然十分尊敬。

　　从天皇到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受到了封建时期极其明显的等级思想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毕竟，从法律意义而言，日本封建统治不过是75年前才结束的。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家的目标有了根本的改变，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力谋划，试图保存等级制度的大部分内容。与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更容易受到某种制约，这种制约详细到最具体的行为细节，甚至还规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两百多年间，日本都是靠强权来维持法令和秩序的，他们深信，细致和烦琐的等级制度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值得他们信赖。这样，既能消灭盗贼，又能停止大名之间的内战。民众如果能证明别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就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一样去请愿。这样做虽有风险，却是公众认可的做法。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一个最开明的将军还设置了只有他自己能打开的“投诉箱”，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投诉。在日本，人们可以获得人身保障，如果出现与现存行为规范相悖的行为，就有人拿规范来矫正侵犯行为。因而，人们非常相信这种规范，并且认为只要遵守它，就会获得安全。这个世界在许可的范围内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一个人可以通过遵守现行规范来展现自己的勇气和优秀，而不是去修改或反抗现存制度。它的规则并不像《摩西十诫》那么抽象，它具体地规定了这种场合该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武士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兄长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如此等等。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过等级制度，日本人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国民那样变得温良顺从。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各个阶层都是有保障的。每个阶层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连贱民阶层也得到了保障，他们可以从事规定的特种职业，还可以成立自己的自治团体。

　　同印度等国相比，日本的等级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只要不破坏常规，人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小手段利用这种制度，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办法来改变他的身份。日本的货币经济发展了，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富人就会利用各种方法往上流社会挤。比如，日本虽然规定农民的土地是不准转让的，但是他们会让农民抵押土地来还债，他们靠收取地租而变成了“地主”。日本的地租非常高，他们让农民继续种地显然对自己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商人可谓是名利双收。然后，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他们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贵族。另一种手段就是过继和收养，这其实是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方法。德川氏虽然百般阻碍，商人还是富了起来。随后，他们就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这样一来，富商的后代成了武士，贫困的武士则获得了财富。既没有破坏等级制，还能两全其美。经过这种巧妙的手段，商人就能摇身一变成了贵族。其实，日本人通常会招女婿而很少收养子，招来的女婿称为“婿养子”，可以合法继承岳父的一切。但是入赘的女婿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和户籍，而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和岳父母一起生活。代价虽大，但受益也很多。

　　日本的等级制并不要求只能同等级内部通婚，人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同其他阶层的人通婚。结果就是，商人跟武士阶层渐渐渗透在一起，这显然拉开了西欧与日本的差距。在欧洲，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增强，并且消灭了封建制度，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日本却没有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货主“购买”了贵族的身份，商人和武士还结成了联盟。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濒临灭亡的时候，与欧洲相比，日本却允许阶级流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日本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很容易发现，日本这两个阶级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商人、金融阶层和武士彼此联合，组成联盟，推翻了腐朽的幕府统治。虽然近代日本仍保留贵族制度，但如果日本没有采取容许阶级自由流动的手段，也不会出现上述情况。阶级联合的状况虽然在法国以及其他个别西欧国家也出现过，但欧洲的阶级性是固定的，所以法国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贵族的财产被剥夺。

　　日本人偏爱和信赖那些详尽的行为规范，是因为只要人们遵守规范，就能获得安全。如果有人侵犯他们，他们可以抗议，还可以利用规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还规定了义务是相互的。19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垮台时，日本也没有任何人主张废除这些规范。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和“二月革命”，但事已至此，德川幕府垮台已成定局。从平民到将军，每人都欠商人和高利贷的债，已无法维持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的生计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大名也囊中羞涩，无力支付武士的俸禄，所谓的封建系统只能沦为笑柄。没办法，大名们企图加重农民赋税，甚至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试图苟延残喘，但是这种做法使农民贫困到了极点。幕府也岌岌可危，濒临灭亡。当佩里司令1853年率舰队来到日本时，那里的危机已达白热化。他强行入侵日本，并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已完全无力抵抗。

　　但当时日本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权，这与革命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是落后的。与“复辟”相提并论的口号常常是“排夷”。民众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但有少数领导人知道这肯定是行不通的，他们极力反对，却纷纷被暗杀。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讨厌革命的国家肯定不会去顺应西方模式，更不要说五十年后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了。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西欧不同的自身长处，完成了很多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不可能料想到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预知日本的未来，他们也绝对不会相信，多年被禁锢在等级制下的落后民众，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能预示二十年后日本会发生变革，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