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叙的故事开始时间是上午，季节正值仲春，天气异常明快，晴晴朗朗，到处都孕满了生命的绿。这个时候，阳光比任何一个日子都显得晶莹和蔼，可人心意。你在这种天气里，会感到生活格外地诱人，格外地温存，又格外地充满活力。你会不自觉地生发出对人生的赞叹和对生命的厚爱。一切都源于自然，尤其对老年人，特别是那些戎马一生的老年军人。

他坐在作战室里，懒散地坐着，没有军姿，就像一个乡间的晒暖老汉。四周的阳光，给他敞亮出一个无际的阔野；四壁的巨幅地图及面前的边境地图上，呈出红、绿、紫、蓝、赤、黄、橙等各种颜色，一根根纵横曲弯的线条，如乱了的细绳，在他心上缠绕着，心在胀大，绳在收紧。地图上的山、水、沟、壑、湖泊、路道，从阳光的阔地靠过来，把他挤到了一条狭小的深谷。他感到了孤独。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落魄的心情。

早先，他从没有过这感觉。

一只冬眠了的蟋蟀，对着阳光跳上窗台，蹬着一个吐芽的花盆沿，翅膀扇起来，把阳光藏下几丝，咯咯地叫着，像挑战似的高高昂着头颅，隔着窗玻璃，安闲在安闲里，凝视着他不动了。

他想过去一脚把蟋蟀踩在脚板下。

“咯咯咯！”

“咯咯咯咯……”

这叫声嘹亮得如号角似的，在他耳朵里回响，掀动了他内心深处久按不动的军人的积怨。也许完了，他想，那一线希望只不过是你军人生涯最后的一丝光亮，一闪即逝，永不再来。这就是你生命最后的火光，最后的色彩……看清了吧，你一生身着军装，只不过是身着军装，战争对你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定期的隔河相会，并不是为了让牛郎织女胶漆相爱，而是为了提醒他们之间那种永远不能分离也不能结合的残酷情缘。

完了，也许又是一场诱惑。你对自己说：我和战争命定就是这样永远地不能会面，总是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太阳在悠闲地走动，透过窗户的光线从你面前移到了背后。另一窗面的阳光，从桌下爬到桌上，边境地图上的山山岭岭都跃进你眼里。地图上你标的红绿圈、三角旗、指示箭头，都如眼睛样盯着你。

这些活，都是参谋们该干的，可是你干了。

“到边境上有你们标不完的图。”你说。

三天以前，你信心百倍，一代英豪，似乎要指挥一场战争非你莫属。眼下你清楚了，很可能你连一场战斗也不能参加。这对别人，也许是莫大的幸运，而在你，则是一种嘲讽，一种戏弄，一个军人生涯中暗黑的结尾。

你又叹了一口气，匀称而悠长。

蟋蟀还在咯咯咯地叫。

把目光凝在蟋蟀身上，不动了。这时候，你的姿势很像一个受挑逗而发怒的老军人的雕塑像，眼珠滚暴、眉毛爽开，脸上突出着青色。其实，蟋蟀咯咯的号角，是它的天性，战斗是蟋蟀的生存形式。没有厮咬和战斗，没有引逗挑弄的号角，也就没有蟋蟀的生存意义。你没有必要为蟋蟀能自由地争斗而嫉恨愤怒。看吧你，坐在椅子上，如同僵硬一般，一动不动地用目光和蟋蟀较着劲儿，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厮杀。花盆里的几片绿叶，嫩黄如韭，蟋蟀叫了一会儿，冷丁儿从那绿叶上又冒出一只蟋蟀来，一样地凸着眼珠，和原来盆沿上那只对叫起来。

“咯咯咯咯……”

“咯咯咯咯……”

你被排除到了战斗之外。两只蟋蟀的叫声，组成了它们自己的一个完整天地。一个扬翅怒叫，一个怒目圆睁；这个落下翅膀，那个又抬头昂首，吹起号角，骂阵一般。

终于，两只蟋蟀咬斗……

你浑身一震，仿佛在几米之外，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火光熊熊，烧红了天地，烧焦了山脉；枪炮声、嘶鸣声、拼杀声，交织成一股滚滚洪流，从你耳畔一泻千里，滔滔流去；士兵在火光中冲杀，敌手在火光中颤抖；你站在一个山顶上，如当年诸葛亮手摇羽扇一样从容地指挥着战争，欣赏着你自己创作的战争油画；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前所未有的快慰兴奋，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你看到了你生命中那不熄的火焰，不褪色的光彩，不衰老的青春……于是，你意识到了你一生活着的真正意义，看清了几十年军人生涯的真正价值，就给了生命晚年一个深长的微笑……

同一轮太阳下，在作战室前面办公楼里所看到的朝日，是另外一番景象。推开窗子，就猛然发现太阳极为鲜嫩，白白亮亮，轮廓融化在天地之间，如同煮在清水中的荷包鸡蛋。宣传处的玻璃窗，镶嵌在晴朗的天空里，办公室坐落在极度明净中。从窗口流来的清气，弥漫着办公室的全部空间。水磨石地板上嵌的白石子，在窗光里闪闪发亮。墙面上新刷的绿涂料，清爽出一种清爽来。列队立正的八张办公桌，被湿毛巾洗了一遍，晨光在桌上铺了一层金色。每个桌子角，都镶了一杯热茶，清气悠悠，徐徐升腾起来，在日光里过滤着。靠墙的一边，都砌起了一堵只有军队政工干部才有的教育人的书墙和资料库——这标志了他们工作的繁忙和责任的重大。若是往常，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左手握着茶杯，右手握着钢笔，各自进入工作里那种“忘我境界”。然今天是绝对不行了。

处长把自己在日光里埋一会儿，拿起一份材料，没看，又扔掉，叹了一口气：“妈的越南……竟比八年抗战时间还要长。”

干事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观察着处长。各自脸上的表情，都极为复杂。他们感到百无聊赖，工作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样的时候，军机关似乎没有机密可谈，连军区上午最后确定哪个军调防到云南前线的绝密会议大家都已知道。军区召开绝密会议的消息似乎是从哪个耳机里传来的，又似乎是从军长的举动里发现的。三天来，军长把自己关在作战室里不出来，这就告诉了机关干部这一切。人们很容易从军长的喜怒哀乐里揣测出什么来。军长独自在作战室里，给机关的每个办公室都投射了阴影，使大家的心情都有一种压力，似乎换防准定换到这个军，战争准定落到大家头上来。

宣传处长说了那么一句话，就不再说话了。

“奶奶，说不定真的会把我们拉上去。”一个干事说。

“不会。”另一个干事接。

“为什么？”

“很简单。那几个军每年军事考核都比我们分数高。军素质好，当然军区和总训会把他们送到云南的。”

“这你就错了……训练好的还是我们军，只要军长在考核中，能把一只眼睛闭起来，稍稍让部队掺点假，那我们的成绩就上去了。”

“军长……听说军长是为了能把部队拉上去，才从疗养院回来的。”

“操……他又不是没老婆孩子！”

这么议论时，入伍十二年的沙干事一直坐在最后没有动。他有心事。他不断对自己说：可别真的把我们拉上去！爹要过十周年大祭了。在他的家乡，人死后，一周年为小祭，三周年为中祭，十周年为大祭。一周年、三周年若儿子不回，十周年是非回不可的。战争对他说来，无疑还是没有的好，而十周年若没有他，则是决然不成。可以不去打仗，但不能不回去给爹过祭。整个儿上午，沙干事就盯着一个窗格。将尽的柳絮杨花，蝴蝶般在窗格里起落。他想先前没有找吴处长请假，突然说怕大家生怀疑：部队还没走，就想往家跑！事情很明显，无论心中如何乌七八糟，只要你身着军装，每月按工资的百分之一交着党费，在这有可能开拔的时刻，出口的话都必须富有觉悟，让人感到你一身无畏精神和革命正气。

也许，纯粹是为了儿子的一份孝心；也许，是战争前的一种心理反应。后来，沙干事对我说，其时，他没有二心，就想回家。他说：要换防是很早酝酿的，就像一场雨，早就阴云密布了。然当雨落时，人们总还是措手不及。半年前，说换防到云南，只是议论的谣传，或谣传的议论，可军长真的从疗养院乘专机飞回了，机关反倒都觉突然了，意识到很多事情没有办，就此真的到前线，将会留下很多不可补救的人生遗憾。我别无他求，仅仅想回家给父亲过个十周年，到前线是国家的事，过祭是我沙家的事，我想我能不把祭事办一办？这个时候，一心为国的军人大有人在，而最关键的时刻还记住自己丁点小事的军人也不是没有。也许这些人压根就不是军人，仅仅是户口写在军籍上而已。就如我，说我是穿军装的农民也许更为合适些，我到底在那个时候，凭着农民的机智，去找处长请了假，还没有使处长生出怀疑来。

“处长，那个事怎么样？”

“什么事？”

“休假呀，父亲十周年……你忘了？给你说过半月啦。”

处长一怔。

“你……说过。”

“那天在你家，你正在读小说……”

“哎呀……一点也没印象。非要这时走？”

“再有几天就是祭日了。”

“你看这形势……”

“又不是临时请假，给你说得早……过不了祭，回家看看父亲的坟，上了前线，死掉也没遗憾。”

处长沉默一会儿，起身就去给我请假了。

蟋蟀的争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它们从花盆上打到了花盆下，窗架把他的视线切断了，他心里闪悠一下，眼前的战火熄灭了，活战场的油画消失了，继之而来的，是心中的空落和虚无。作战室的房子又高又大，整个司令部的处长、参谋全部在作战室作业，也同样可以趟马射箭。昨天以前，这里有参谋长、作训处长、通讯处长、炮兵处长、军务处长和十二名精干参谋在这里审查开拔计划、路线及换防后的防守谋略，等这一切都完了时，他让他们都走了。我要好好地静一静，他想，对于一个戎马一生的老军人，能独自在四面绝密地图的作战室里静坐着，那是一种独有的享受。他就这么坐着，从早上八点坐到午时十一点，又坐到蟋蟀斗到盆子下，才从椅子上站起来，朝窗下走过去。

这窗子是五扇四格的大窗，到窗下时，他又站住了。他本想推开窗子，把蟋蟀争斗看个究竟的，然到窗口时，他却呆愣了。

窗台上只有一只蟋蟀，且是母的。

母蟋蟀是不会叫也不会斗的。

他一脸木然，想起这是仲春季节，蟋蟀一般是不会争斗的，蟋蟀一般都斗在秋天。再回想刚才两只公蟋蟀的长相和斗争的阵势，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就终于明白，刚才的一切，是对战争的渴念而创造的一个幻象。想到自己竟会在青天白日生出战争的幻象时，心里不免生出苍冷之气。

一连几年，南线的某些地段一年一换守，笼统的说法叫轮战。今年轮到他们军区了，要抽调一个军的一个甲种师和半个军机关。军区的四个军，唯他们军没有参加七九年的自卫反击战；四个军长，唯他年龄偏大，而又一生没有指挥过一场战斗。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是侥幸，也是耻辱。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天赐良机。军区首长已经给他吹了离休风。父亲死在“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的那一刻，就始于那一刻，他从骨子里成为一个军人了。他开始渴望一次如父亲一般指挥人马、谋策划略的机会。然当他成为一名军官，有这个条件时，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没几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告成立了。那时的他，心里有种难言的苦涩和遗憾。一九五七年，他是连长，在鸭绿江边住了七天七夜，然仅仅是住了住，就又随回国援军，带着他的一连人马回了营房；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中原部队一级战备，他像上弦箭样等着出发，然出发令没有等到，却等到了一营之长的任命。他在等，每时每刻都在等……到公元一九七九年，他是师长，和父亲大笑一死时同一职务。从二月初反击战的第一声枪响开始，他整整等了二十来天，终于接到了上级的开拔令。七天七夜的火车，部队才到达云南的一个边陲小站，一种渴念将得到满足的快意刚刚在他身上扩散，中央军委就下了一道命令：撤军！

那时候，没人知道你心中是何种滋味，但都见你一脸苍白，从指挥车上慢慢摇下来，脚踩着被炮轰过的地面，默默注视着越南方向的崇山峻岭，静静过了许久，却突然转过身子，拔出手枪，冷丁儿开了一枪，骂了句“奶奶的……”就回到车里，七天七夜再没下过那节车厢……

一年一年过去了，终于到了这一天！你不能错过机会了……伫立在作战室的窗下，你盯着高悬的太阳，忽然生出一种想把太阳揽在怀里的欲望，就真的把窗子推开了。就在这个时候，蟋蟀走了，作战室门口有了敲门声。

“报告！”

“进来。”

“军长，你的电报。”

是机要处长。他亲自给你送了一份密码电报。你想立刻知道电文，就把目光落在处长脸上，那张脸如同一块木板，电文的一个字也没能写上去。你有点儿失望，疑心换防任务落到了兄弟军，没有上去接电报。

“定下了？”

“还没有。”

极平常的一句话，把你的心稳下了，就很从容、很有大将之风地接过了电报夹。

各集团军军长并政委：

军区近日拟对各集团军所属序列第一师第一团进行全面考核。调往前线之部队待考核后最后确定。

军区司令员：×××　 

军区政委：××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十时

看完电报，你稍微一怔，合上电报夹，摔向作业桌，把地图上边境一线的一个箭头摔破了。地图上圆圆的洞像一张受惊吓张开的嘴。

“奶奶……当断不断。军之大忌！”

机要处长直着身子，想退又不敢，就只好木桩一般在呆滞里。

反剪着双手，盯着边境地图站一会儿，你毅然把头抬起来。

“把参谋长叫来！”

“参谋长就在门口等着呐。”

你知道，参谋长一个上午就在机要处，守在译机旁等电报。不消说，电文他最先看过了，因为电报是发给个人的，又是绝密，他先看了，就有违原则，所以不好亲自送电报，就差了机要处长来，而自己在门口守候着。这时候，他听到你的话。不等话落音，就大步进来了。

“怎么办？”你单刀直入问。

“先派工作组到一团准备，”参谋长道，“军区检查团未到以前，就把工作做好……有备无患。”

“就这样。”你立马定断，命令说，“无论如何这次要考第一。要争取开拔到前线！我带一名作训参谋、一硬笔干事到一团准备，你组织机关进行一次室内防御演练，然后把考核和演练情况文字报给司令员，再不让我们开拔就算军区、总部喝了娘的迷魂汤！”

假是不会批的，沙干事说，虽不是战场，那几日也被军长人为变成了非常时期，我想人心都不比打仗轻松几丝。凭着侥幸心理，我让处长去找主任请假了。处长回来说，主任被军长召去开了紧急会议；不一会儿，主任又把各处长召去开了紧急会议；又不一会儿，处长召我们干事开了紧急会议。三个紧急会议，浓缩在一个小时里，可见情况的严重。处长到部里开会时，干事们在办公室心像正顶的太阳那般焦躁。大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都在自己办公桌头，不安地拧动着脚步。

“看来要把我们拉走了。”

“我操他奶奶……”

“忘早点儿休了探亲假。”

“我操他奶奶……”

“走就走，大不了是‘光荣’。”

“说是这样说……我这辈子家里连黑白电视机还没买……”

等处长回来，就仿佛等着让大家赴刑场，那心情不是军人，不是面临着生死考验的军人，是万也难以体会。不要以为这心情是小题大做，其实，你值此时，也是一样。我始终没有说话，这不是大度沉静，遇事不惊，而是……明知道决然不会批准，却总有一线希望在支撑着心境的平稳。其会议之短，堪称中国之最。不一会儿，处长回来了，步子平稳，脸色平和。他一入办公室，我忙把他的办公椅从桌前拉开，使他不动椅子就能刚好坐下。又有个干事，把他那还热着的茶水倒掉，续上新的。接着，全体把自己的目光毫无吝啬地交给他。

“简单开个会，”处长喝了一口茶，“换防之事，究竟调哪个部队，军区犹豫不决，总部让军区认真考虑后再拿意见。因此，军区要对各军认真检查一次军训情况。我们军检查一师一团，军长带一名参谋、一名干事今天下午出发……打提前量。其余，留机关进行防御演练……”

话间，有个干事突然失声笑了。

“考一团……大家放心吧，我去年到过一团，那部队……哼！”

我想我是有愧于国家、民族的。一说考一团，悬了半天的心，却突然落下了。一团是我的老部队，那部队远离军部，独立驻扎在另一个省的小村里，已经连续三年军训不“达标”了。很明白，考一团，我们军开拔的希望就又小了几分。这个时候，不知别人内心深处如何，我只觉得自己心里如一块悬石落地，心轻飘飘的，如浮在水面一样松和且愉快，整个身子，如紧绷几年的神经突然松下了。皮肉格外柔顺、格外舒坦。我知道这感觉很卑鄙，很不阳刚，就尽量把脸板起来，把面皮绷紧着，似乎很严肃，很惋惜。

“怎么会考一团呢，”我说，“哪个团也比一团好。”

“军区定的。”处长道，“沙干事，你去年写那份材料总政一评奖，军长就挂了你的号，点名带你到一团，最后要写一份《考核情况报告》，由军长亲自寄给司令员。”

我心里闪了一下。

“请假的事……”

“摆着的不行。”

这个时候，我心不是上悬，而是下沉；不是对一种莫名担忧的提心吊胆，而是感到扫兴、沮丧。

“怎么会点我的名？”

处长淡淡一笑，其意味十分深长。

“谁让你的材料获一等奖？军首长没想到的你都写到了。”

我无言。那份代表集团军参加评奖的材料（说是论文，其实不像）和机关的大部分材料一样……半真半假，因假而胜，我感到……有点儿说不清的可惜、遗憾和后悔。

“什么时间走？”

“下午。”

中心转移了，我成了众之目标。原来一切事情都是阴差阳错、胡乱组合，因军区转过我写的材料，军里把我从团宣传股调整上来；因总政把我的材料评了奖，军长就特意带我下部队。似乎……军长把开拔不开拔的“宝”压在考核上，考核的成败又似乎……就在这份材料上。

大家把目光从处长身上移过来，盯着我，那时候，就如我是赫赫人物，到不到前线、参不参战的重大决定将都由我一言定夺。

“沙干事，看你的了……”

副团职干事首先站起来。笑着走来给我倒了一杯水。他的每一动作、每一言语，都有不可言传、令人费解的含意。

别的人，也都如释重负般从凳上站起来。

“你任重道远啊！”

“这可是战争归谁的大事……”

听这种话有什么意思？我不听，把目光向窗外，太阳光开始炽白起来。外面的桐树夹道上，似乎有淡淡丝烟上升着。军长、政委、参谋长、副军长、副政委一干集团军的最高领导人，正急急从道上走过去。该下课了。我想解溲，就起身去厕所，待出来时，办公室已经没人。门虚掩着。我到办公室戴帽子，却发现帽子下盖了一张纸条，字迹变了形，一眼就认出来是用左手写的：

此行关系到万人生命与一个人的名誉，材料要三思落笔。审慎！

我把纸条撕了。我知道这是处长写的，觉得眼下想这些为时过早，还没到一团就如此，未免，太有愧于什么了。

能否开拔，能否在有生之年指挥一场战斗，就看此行了。军长坐在“三凌”的前边，从上车，到车子驶出市区，进入山路，他没有回头看随行一眼。两个小时以后，车在灰布条般的山路上颠簸，两边的林地，一层一层，过处呈黛，深深浅浅，层次极为分明。京广铁路线，像两条白亮的飘带，白亮在山腰下。他们要沿着随铁路修下的山路行驶九个小时，才会到达一团。这是一次沉闷的旅行。军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木板一般冷滞的面孔上没有丝毫表情，从窗缝挤进来的原始的山风，没有给军长凉爽出一点儿惬意。车里，虽舒适，却没有生气，像是监狱……

车子从一条沟里朝山腰爬，沟凹里的房舍，一窝一窝，土瓦房和黑草屋，如有棱有角的大山石搁在那里。不消说，这里依然很穷。

沙干事是第一次随军长下部队，他受不了这个沉闷，触景生情，想出一个话题。

“军长，这是苏区。”

仿佛没听见，军长不扭头，不言语，车前镜里那张木板似的长脸和脸上的死鱼眼，依然木板着，呆滞着，不见表情。

“当年李先念、刘少奇在这活动过。”他又接着说，眼瞄着镜里的脸。

军长的嘴依然闭着。

沙干事没趣了，身子朝前倾了倾。

“前边还有个纪念馆。”

军长没动，但开口了，冷淡出两个字：

“知道。”

这两个字告诉了沙干事，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想听人再重复。沙干事就像拍人肩膀又认错了人样尴尬着，拿眼问作训参谋：为什么？参谋就趴在他耳边：“军长从来不和人扯闲话。”

又恢复监狱般的沉闷。驾驶员机械地开车；参谋、干事机械地闭上眼睛；军长机械地望着窗外，像是除了小车轮子，别的都错迷了。

并不是。这个时候，军长的心极活跃，充满了青春。他想得很远。他想到了四十余年前的一九四五年，自己在父亲手下做抗日一兵时，亲眼见到父亲死的那一幕。他对那一幕生出了极大敬羡和愧意……

那一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在冀中平原上，响震天地。父亲就死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日里。是下午，太阳滚在地上。平原的阔地里，到处蒸腾着火燎燎的热气。收过的庄稼地，麦茬一行行戳夺地面，马齿菜、红叶草在行间搭起绿棚子。这是夏末，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父亲奉命过铁路去接收和他搭了五年战争伙计的日军驻冀的一个大队的武器时，刮了胡子，让军需科长给他送了一套新军服。他着装严整，军姿肃然，连脸上的青疤都显出红灼灼的颜色来。他被胜利迷醉了，骑着大青马，牛皮腰带系在腰间，枪盒擦得油亮，眼里盛满了朝日般的光芒。下属三个支队的数千名人马，一律荷枪实弹，从三个方向，朝铁路拢过去。

到下午五时许，太阳光染了血色，铁路线像两根流出的肠子绷展着，一直朝天边伸去。双方都按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那个小火车站的大货场。父亲巍巍立在站台的最边沿，人马分立两侧，士兵们个个脸上刻满胜利的傲慢和冷峻，子弹压满弹膛，刺刀一律四十五度仰起来，寒光闪闪。每个士兵，都肃然立正，像二排林带，笔挺在大天下，散发着一种寒人的气息。

鬼子们是背对日光走来的。所有的日本兵，脸上都漂浮着战败的沮丧，拉开一队，鱼贯着，一个一个从站台下朝父亲走过来，到马下，抬头敬畏一眼父亲，把枪往站台上一放，发出一声无力的叹气声，灰灰地朝远处的闷罐火车走过去，步子极缓慢，极沉重。那一天，他就站在父亲的马后，很清楚就始于那一刻，在他心里生出一股渴望来，极想如父亲一般，统领一班人马，骑着大马高骡，挺着胸膛，脸上暗藏一股杀气，一副瞧人不起的神情，让敌人灰灰地从他马下缴械走过去。他抬头瞟一眼父亲，感到脖子有些酸困。到红日西尽时，父亲在马上没有动一下，如凝在站台上的一副神雕。枪在马下越堆越高，就像乡村农户门口堆的柴垛。日本大队长左伊腾最后一个走过来，他一直站在边上看完他的士兵缴完械，才从不可理解中迈起步，极严肃地走到大青马的鼻子下，在父亲面前站在沉默中，直视片刻，刷的一个立正，把一个日本军礼行在虔诚的敬意里，整个身子，都如僵了般微微弓着，双手贴在马裤上，不动，久久地不动。他在等着父亲的回礼。

大青马抬了一下头。父亲的腿一夹，那马头就灵性地昂着没有放下来，像是要驰骋云空。

左伊腾瞟了一眼马上的老敌手，他在那敌手手里胜过仗，也败过仗。就只论双方伤亡，五年的上百次交战，是打了平局的。若把武器、装备都加进胜败因素里，他心里清亮极了：他是败了的。他相信敌手不是他能征服的。他看那敌手时，敌手还依旧如常，双目直视着远处的阔野，只用余光扫着他和他部下的枪械，双唇绷成一条线，风纪扣、裹腿都在闷热里严整着。他被这长时间不变的军姿震慑了。

他没想到被称为土八路的共军将领有这么规范的军姿军容。

呆一会儿，他似乎知道等不到敌手的回礼了，也似乎认可敌手令人起敬的威严，也或许是敌手的军姿沟通了军人特有的心渠。他微抖一下，脚踩着敬意朝后退了一步，从腰间取下指挥刀，双手捧着，进贡献宝般敬了上去。

父亲没有看那指挥刀，依旧注视着远处的阔野。太阳光在那里成一抹浅红。

翻译走上来：“左伊腾请你受械。”

没有看那翻译，没有接话，他就像没有听见翻译说的话。

翻译退了回去。父亲就那么傲在马上，冷眼扫一下指挥刀，当左伊腾随着翻译的话往上看时，见敌手还那么一副军姿，眼睛如冰窖般直硬阴冷，他被那冷眼激怒了，脸上抽搐几下，仿佛要发作，可做出的动作，却是无力地直起腰，如普通士兵一样，把指挥刀如丢柴棒样丢在了枪堆上，然后，转身朝闷罐车走去了。

左伊腾不甘愿这样，战败和父亲的冷威，使他不得不这样。他踩在枕木上，走得缓慢，显出对战争的依恋和不解。当到闷罐车门口，最后回头一望时，见敌手和那列队立正的士兵，还依然军姿在严整里，他折服了，突然弯腰向他的敌手、向中国士兵，深深地鞠了一躬，才登车站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