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为它辩解，国民党政府机制和中央的重心，已被外界力量强行破坏，它首次被要求为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负责，中国又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掌控的国家，而且如今无法获得来自外界的建议，源自上海的财富也被日寇侵占。但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纷纷谴责或同情它，而在于如何继续维持它的统治。在我看来，一旦撤离武汉，它必将解体。

武汉的陆军军官W.A. 拉瓦特－弗雷泽发送了一份内容大致相似的备忘录，他在其中警告道：“中国军队将被永久性粉碎，空军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中“大部分人都有不良记录”，他们企图通过抵抗来迫使英国出手相助。弗雷泽还说：

国民党政府并不严肃对待抗战，除了在上海造成严峻的国际局势、损害我们的利益之外，他们简直一事无成，甚至还严重危及我们在中国中部的商业利益。因此，不应该再鼓励国民政府一意孤行……

这些负面看法集中体现了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官的态度。“中国政府会倒台，但中国却会长存”的观点是西方长期以来的清晰观点。他们认为，对传统绵延不绝的“契丹”国（“契丹”，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称谓。——译者注）而言，现代政府是格格不入的。有些人始终难以接受“国民政府是现代新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的观念。麦基洛普的备忘录也勉强承认，国民党的问题并非都是它自己造成的，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政府只有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放弃其经济资源及国外先进技术。但这一点令西方列强颇感不安，因为它暗指西方列强应该受到谴责。英国最不想看到中国发生战争。欧洲的处境日趋暗淡，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即将踏上命途多舛的慕尼黑之旅，最终更是为了取悦希特勒而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几个地区拱手相让。麦基洛普的备忘录中的言辞有颇多自相矛盾之处，暴露了这些外交官们心中的不安。麦基洛普是在为英国的不作为寻找借口。对蒋介石政府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去证明麦基洛普的悲观预测是错误的。而事实上，也有像罗伯特•豪这样的英国外交官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表示反对麦基洛普的观点，称中国不应该得到“特殊装备”，但英国中立派也不应该限制国民党对武器的进口。

外界对中国抗日的评价依据的往往是中国民众的士气。作为中国媒体界的杰出代表，杜重远需要做的就是凝聚人心的工作。他鼓励他的读者坚持抗日斗争，但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抗战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待在大同的日子里，他遇到三五个受伤的士兵，这些人都是汤恩伯将军手下的士兵。1937 年8 月中旬，在北平西北45 公里的南口镇，汤恩伯率军英勇作战，损失士兵2.6 万人。他几乎没有获得中央军的支持，因为蒋介石觉得北方大势已去，于是再次将其最精锐的部队留守华中作战。士兵们向杜重远诉苦，揭露他们的艰苦努力是如何因为缺少物质支持而付诸东流。杜重远是这样向读者描述这场败仗的：

南口阵地本极险要，惜乎（第）二十九军驻防时丝毫未建工事。我军开到南口，一方作战，一方施工，在机枪炮弹之下施工，如何得手？且吾方无飞机无高射炮，敌人飞机来轰炸时，只有站着等死……这样的惨烈牺牲不知若干。每天只进一食，因输送伙夫彼时被敌机炸死。而最觉凄惨者，当吾方退却时，许多重伤的弟兄们无人照管，有的匍匐于道旁，有的饮枪自杀，最后吾等虽侥幸归来，而商庙开门，无人过问，请问吾辈为谁而战，为谁牺牲？

发现所到之处普遍缺乏抗战热情，杜重远感到十分痛心。他为遇到的士兵提供了一些资助，找车将他们送往太原。他叹道：“此次在大同所见种种现象，至为痛心，伤兵之惨状如此，民智之闭塞如彼，而一班腐化军官，犹复计算在此次战争中可得若干粮秣，若干贴饷，手拿算盘的军人们，如何可以作战？”回太原的旅程并没有缓解他的悲观：“不料道路越走越坏，又走到天昏地暗……（车子）几乎滑到崖下。”于是大家只得下车步行，在泥泞的土路中一路跋涉，直到凌晨1 点才到达目的地。他进入山西饭店后叹道：“真有出地狱而入天堂之感，一夜的酣睡，非笔墨所能形容了。”

汽车行到险处常令人不寒而栗，乘坐火车又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种种不适，但跟残酷的战争相比，这些似乎微不足道。不过，尽管战争是改变冲突的关键所在，但跟战时的日常生活相比，它并不占主要地位。20 世纪全世界发生了多次战争，发生在中国的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对国民党来说，报刊是传播舆论的有力武器，杜重远的专栏就是这一武器的组成部分。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没有成形的广播网，但报刊文化却显得生机勃勃，内容十分丰富。读者对杜重远的经历也都感同身受，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困苦。许多像天津《大公报》这样的中国重量级报纸，也都跟着读者一起到处流亡。在流亡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就像这个国家一样，这个社会也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在山东以西几百公里之外的太原，杜重远见到了阎锡山部队建起来的防御工事。日本人已经夺取了几个主要的铁路终点站，其中包括河北的石家庄，该站让他们拥有了攻打太原的必备根据地。从1937 年10 月13 日起，日本人分成3 支独立的队伍分别进行攻击。阎锡山的部队奋勇抵抗，因为有几万名士兵或伤或亡，最终防线还是崩溃了，阎锡山部队往西撤逃。惊恐的中国军民在敌军的空袭下纷纷逃命，日本人占据了这座城市。虽然毛泽东在附近部署了部队，但共产党的八路军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该城的防守中。然而，他告知包括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几位亲密战友，命他们为太原失守做好准备，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烧毁太原城”。

太原的失守令毛泽东相信，共产党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他们应该更充分地运用能够激发中国人民斗志的游击战。毛泽东以一贯的通俗手法写道：“矛盾的本质是那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而整个国家的人民却饱受腹胀之苦。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相反，共产党的军队却惯于袭击敌军，“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

共产党努力开展游击战的行为跟蒋介石的其他一些指挥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臭名昭著的应属山东军阀韩复榘，他竟然企图与日本人做交易，并于1937 年12 月底抛弃部队独自飞往开封。后来，蒋介石逮捕了他，并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将其处决，杀一儆百。

家园何处

随着中国部队撤离山东，轰炸于12 月14 日开始了。在山东落脚的传教士凯瑟琳•汉德写道：“……我们南部的兵营被炸了，我的房子在摇晃……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再次谈起的经历。在轰炸结束之后，我几乎无法说话。一共掉下来7 枚炸弹，但并没有全部爆炸。有2 个人被炸死，很多人受伤。”接下来几周不断有轰炸发生。12 月25 日，汉德悲伤地写道：“这是怎样一个圣诞节啊！我在早上还对能够在教堂服务感恩，但到了下午，就有11 枚炸弹扔了下来。”她记录道：“我必须用膝盖抵着一张凳子，才免于瘫软在地，这令所有人变得更加惊恐了。”第二天，随着轰炸机的消失，“人们不再急急忙忙跑向防空洞”，但心里依然怀着恐惧。

在其中一份记录中，杜重远写道，越来越多的难民畏敌人之轰炸机如“鬼神”。政府人员努力使平民对敌人不间断的空袭做出理性的反应，但迷信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阻力。中国当时的舆论，如同3 年后的伦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反抗是真实而激烈的，但同时他们也怀着噬心的恐惧：死神会在任何时刻到来——毫无预兆，而且方式极其恐怖。

凯瑟琳•汉德在中国军队从山东撤退时所见到的这一幕场景，随着战争往西部深处延伸而无数次重复上演。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战役已经泾渭分明，但难民不受军事纪律的束缚，他们在惊恐中从一个冲突之地转移到另一个。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动作有多快，以及在他们到来后，其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撤退到内地的国民党很快建立起一个抗日政府的形象，它收入了大批爱国分子，这些人宁愿流亡也不愿处于日本人的压迫之下。实际上，这是许多人逃难的动机。

对那些逃离华中地区的人而言，他们的命脉在于长江——这条水路可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到武汉，或者再西向800 公里上游处的重庆。政府安排了近2.5 万熟练工人随之西迁，以备日后从事军械制造。工厂也被拆解、装船，因为在战争中不可能另建新厂。最为出名的难民中有几个是上海商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将工厂带走。一位铅笔制造商回忆道：

我与全体职工在敌机轰炸、炮火连天的危险时刻，争分夺秒地（将工厂拆解开来），随拆随运。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进，终于经镇江运达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