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难民后来也回忆起乘船行进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随着他们不断地往上游走，乘客必须转移到小船上，尤其是在一些危险的浅滩，那里需要高超的拉纤与划船技术才能通过。还有其他一些危险：

这天是旧历除夕夜，寒气袭人。当船队行至万县石宝寨的时候，我们遇到两艘海军鱼雷艇直冲而来，掀起的巨大波浪导致一条木船触礁沉没……最后仅剩下少许桅杆露于水面。后来，经过多方面打听，得知离此15 公里处有一水性高超的老汉，其手下有徒弟数人，俗称“水老鼠”。他们专门打捞沉船物资……从大年初一起就开始打捞，他们用两只小船在沉船位置上固定，小船上放着火盆、烧酒。“水老鼠”们轮流下水，用铁钩、铁夹子把木箱勾住，上面的人便一件件往上拉。随着重量减少，沉船渐渐浮起……经十天的打捞，沉船终于浮出水面。但船底的洞太大，已经难以修复，因此我们只得另雇木船西上。

在一次采访中，曾经的战时难民晏阳初将这次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初期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军和部分法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译者注）。前《大公报》记者徐盈称：“‘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至此，另一个历史性对比也凸显了出来。长征和沿长江往上游撤退都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但长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最终成立了新中国，因此其大撤退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传奇。而国民党倒台后，重庆大撤退则慢慢被人淡忘。跟随国民党政府往长江上游撤退的难民们很快就遇到令政府头疼的组织问题。战争期间，仅仅四川一个地方，向救济机构正式登记的难民就有920 万人之多。许多人都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不得不一直生活在污秽的环境中。有可能连故乡都回不去，而且也无法确保中国能赢得这场战争。

自古以来，中国人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逃难。每一个王朝缔造者都会将成千上万处于惊恐中的平民赶到逃难的路上。但20 世纪华中地区出现的首次人口高速迁移，改变了中国人对祖国的地理概念。对中国而言，这种人口迁移反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中国的民族意识。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杜重远曾是一名为《生活》杂志撰稿的旅行作家，他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了自己沿着日益延伸的铁路所到之地的民俗风情。如今，他利用自己的旅行写作经验记述各地的苦难故事，完整地刻画了整个中国的磨难历程。从无锡逃出来的杨夫人也从观察中得出同样的感触：“那些男人（指她的同行者们）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地图，那种专注的样子实在是前所未见。”在逃亡的后期，杨夫人坐在从桂林出发的船上，眺望着沿岸的风光，她不无讽刺地默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感谢日本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也不会踏上这么漫长的旅途，更不会看到这么多的风土人情。”

杨夫人旅程结束的方式也与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在流亡中坚持抗日完全不同。因为她与家人最终逃到了香港，然后又从那里辗转回到上海。最后，当旅程结束之时，杨夫人基本上回到了她3 个月前离开的地方。这样做的并非只有她一人。当时华东地区已被日寇占领，因而不再是一个时刻遭到轰炸威胁的高危之地，因为日本人不会轰炸其占领区。在上海不断出现的外国人居住区也意味着日本人的破坏性行为至少得到了收敛。然而，杨夫人的选择在本国政府及许多同胞那里并不受欢迎，后者无法想象自己会回去过那种被日本人统治的生活。杜重远观察到一种现象，而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现象将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致力于铲除汉奸。也就是说，这些人甚至都失去了被称为“中国人”的资格。在太原，有人跟他谈论了有关“锄奸团”的一些事情：

某日曾提出有名的汉奸8 名，每个汉奸戴上高高的纸帽，在纸帽上写明其姓名、履历和汉奸行为，载在车中游街，又用极大的大鼓，且走且打，取“鸣鼓而攻之”的意思。满街的人看见这些汉奸们，无不同声唾骂。

突然之间，战争的形势使得大家对“国家”这一概念的认识，以及个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变得更加急切，更具意义。与此同时，它也赋予了人们的选择以黑白分明的道德色彩，特别是当人们面临着是否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20 世纪初，中国人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而抗战期间，这种危机感变得更加强烈。20 世纪初，中国政治已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在各个重要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但早期的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由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政治势力之间已变得两极分化、相互对抗，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认同“不同意见是有益的甚至是合法的”这一观念。

除此以外，不断的战乱也导致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暴力倾向。中日战争的爆发更加恶化了这一倾向。在过去，公开羞辱罪犯是常见现象。但在战争期间，这一做法却在勇敢地抵抗和懦弱地通敌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沟壑，它模糊了许多中国人所面对的更为复杂的现实，诸如是否要抛弃家庭、财产和事业这样的两难处境。

另外，战争还提供了一个进行广泛社会运动的成功范例，这些社会运动所波及的范围在以往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从这一刻起，群众运动成了一种惯例。

到太原采访期间，杜重远被邀请到部队做演讲：

（我）即告以国内如何团结如何统一，上海作战时我军士气如何奋发，敌军士气如何不振……然后又谈到长期作战中，我国必须组织所有民众与敌抗争。我们亡省的人，正好乘机回到关外，作为向导，与国军联成一气扰乱敌人后方……说后大家都极兴奋，掌声如雷，这不是欢迎我而是欢迎抗战。

杜重远来自于中国的边陲地区，他亲眼看到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是如何被瓦解的。1931 年东北的沦陷曾经激起大部分民众的强烈愤怒，但对蒋介石政府来说，奉行不抵抗主义依然是一项可行的政策。杜重远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祖国完整统一、人民齐心协力共抗战的感召力。

在战争后期，为了建设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祖国，杜重远在西北边远省份新疆担任了一个学术机构的院长，因为那里空中和陆地的交通网络可以将这个国家连为一体。此外，杜重远对共产党也抱有强烈的好感。杜重远的愿望也反映了蒋介石的宏愿。蒋介石相信，经过战争的洗礼，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统一，也更易于管理。但这样的愿望现实吗？确实，国家统一的召唤让国民党巩固了对部分仍然处于它控制之下的国土的统治。在那一时期，至少在名义上，大部分国土仍然是国民党所称的“自由中国”。但国民党也发现，它的声誉已经下滑，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1937 年秋季对国民党而言，就像是一盆冷水，狠狠地浇灭了它的希望。

到1937 年底，许多北方城市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天津、北平、太原、大同和济南都沦陷了。在农村地区，侵略者常常被共产党的游击队伏击和骚扰。这些地区很多都掌控在共产党手中，日本人没有多少控制权。华中地区岌岌可危，但国民党临时军事指挥部所在地武汉当时还算安全。然而，由于人们担心日本人将侵占更多领土而危及自身，难民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地攀升。

国民党政府没有严格地统计过战争期间中国难民到底有多少。这么多人口四处逃散，对自身难保的国民党政府来说，进行数据统计已经无足轻重。但不论怎样，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也很高：在战争的某些阶段，大约有8000 万甚至接近1 亿的中国人在路途上逃命，它是总人口的15% ～ 20%。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于流亡状态，许多人逃亡之后很快又回到故土。但是，大规模的迁徙在许多方面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它所造成的影响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岁月都有明显的反映。1937 年即将过去，但最恐怖的遭遇却还在后面。在这场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冬天里，即将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以至于在70 多年后，这起事件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