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很多城市都曾被血泪浸染，最悲惨莫过于南京。1937 年12 月，南京保卫战失利，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城。在随后的6 周里，南京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地狱……

固守，唯一的选择

1937 年12 月1 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办了他们的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庆典。但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此外，蒋介石还写下了自己看见的南京城四处荒凉的景象。事实上，南京城笼罩在一片怪异的死寂中已有数月。8 月中旬，南京出其不意地被拖入了战争：

今天下午2 点，南京初尝空战滋味。12 架日本飞机轰炸了首都南京，10 架中国飞机也正面迎敌……在日本战机到达之前，汽笛警报声持续了近半个小时……因首都之前从未遭过空袭，所以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危险，许多人还在街道上说说笑笑。但人们很快意识到不对劲了。8 月下旬，杜重远路经南京，那已是空袭的几天之后。他报道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早就离开了。他住在中央饭店，“店中茶房厨役怕飞机，故亦多半辞职，厨房无人做饭，不得已略进点心，即出而访友”。饭店员工的恐惧显而易见，杜重远在赶往大同之时记录道：

在京停留三夜，每夜敌人飞机必来光顾三四次。幸京中防空设备尚好，（飞机）来时先鸣笛警告，继用探照灯远照，照准机身时，再放高射炮，或以驱逐机追逐。夜间火光四射……灿烂非常，大有新年赏灯之慨！

当首都南京的夜空火光四溅时，260 公里以东的上海正处在激烈的交火之中，国民党誓死保卫上海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南京遭遇进攻时，周佛海依然需要去适应这个处在不断轰炸中的可怕世界。他屋子下面有一间地下室，一旦有空袭，他的各路朋友就会纷纷跑来躲避，随着战争陷入艰难境地，地下室的“聚会”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安排竟也越来越有序。[4] 但周佛海并不打算继续在南京长住，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将离开这座城市，前往武汉或内陆其他地区。

1937 年10 月，蒋介石政府开始西迁，军事指挥部迁址武汉，行政机构迁址重庆。11 月底一份来自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描述了这凄惨的一幕：“在持续的倾盆大雨中，中国国民政府的撤离在今天差不多全部完成了。办公室和工厂内有价值的设备已被全部运走……即使这座城市被占领，也只是一座徒有其表的空城。”该报道还补充说：“这期间没有丝毫民众骚乱或大难临头的迹象，中国人的一致想法就是坚决抗日，绝不投降。”蒋介石也感受到了民众的情绪，当务之急是保卫华中地区。如若上海失守，整个沿海地区便会被彻底占领，但蒋介石依然决定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离开华东地区。他很清楚，放弃首都将会对国民党政权的声誉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他在1937 年11 月25 日的公开声明中称：“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地与最后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南京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民众号召力。公元1421 年之前，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墙耗时20 年，动用劳力20 万才筑成，它将整座南京城层层环绕，象征着王朝的权力和不朽。即便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然以其精致的建筑与商人们向往的高雅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南京同时也是1850 ～ 1864 年高举反清大旗的太平天国的京都。1928 年，这座城市再次走到幕前，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华民国首都，他们希望发展出一个可以与殖民城市上海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在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心区域，一条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宽阔林荫大道（中山路）横贯其中，宏伟的政府建筑拔地而起；城市规划也已尘埃落定，作为一个新政党的总部，这些建筑将糅合北京天坛公园和美国国会大厦的特征，只可惜这一设想到最后也未能实现。城市美化的第一步就是在主要街道两侧种上绿树，即便到了今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受巨木荫庇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梦想南京成为环境和技术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城市的榜样。但这一梦想并未实现。到20 世纪30 年代末，经济危机导致大型建筑项目难以获得资金支持；随着战争爆发，南京的形象也从国民党复兴计划中的核心城市变为人人自危的脆弱之地。

日本统帅部最初并没有打算夺取南京。当战斗打响时，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巩固其在华北的控制权，而不是攻夺国民党下辖地盘。但蒋介石通过在长江流域开辟新战线以扩大战争的决策，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战争计划。日军于1937 年11 月7 日匆忙地成立了一支新部队，名曰“华中方面军”。该军是由之前的日本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合并而成，它的出现反映了战争在该地区快速多变的特点。7 月战争伊始，日本人就希望能一击致命，摧毁中国的抵抗。但战争的升级令他们吃惊不小，转而决定攻防并进。日军第十军于11 月5 日在位于上海南部的杭州湾登陆，这被证明是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日本占领上海有着突出贡献。但日军也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创，伤亡人数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估，达到42202 人。

实际上，南京从来都不是日本的战略目标。占领上海，日本就等于控制了全中国最大的港口。夺取首都南京只与权力的象征有关，是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一次巨大胜利，可说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然而，日方很清楚，民族主义不利于大东亚未来的发展前景。松井石根将军表示：“除非南京政府改变态度，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就将继续前进，开往南京、汉口，甚至是陪都重庆。”很多日本将领与松井石根持相同观点。在他们看来，缺乏同情心的欧洲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而日本人则将中国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上：

第一，要迫使南京政府放弃它对欧美的依赖……第二，要纠正中国国民受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影响而产生的误会。要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牺牲自己是为了拯救四万万中国人，我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关于国民政府“依赖”欧美的说法是指蒋介石政府于1937 年之前曾试图寻求西方政权的支持以应对日本的威胁。尽管这些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从广义来说，这也等于宣布中国已开始积极参与诸如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并希望以此解决与他国之间的争端。日本将中国看作自家的后花园，国民党如此举措令它坐立不安。

大部分外国人在初秋便离开了南京，大使馆也遣散了工作人员，公司则将雇员们送回了故乡。留在南京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德国商人，他在西门子公司任职。这名德国人发现，10 月中旬时，南京的大部分旅馆、商店以及所有电影院都已关门歇业了。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是时候离开了。但有这么一小撮外国人，他们决定留下来帮助那些被国民党遗弃的中国老百姓们。拉贝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南京大学教授路易斯•斯迈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女士，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教长费吴生等。他们决定，一旦日本人攻下南京，他们将建立一个中立的国际安全区，以保护流离失所的中国人。

蒋介石十分赞赏这一设想，甚至提出要补助10 万美元以支持安全区的建设，虽然后来仅仅支付了4 万美元。负责驻守南京最后一道防线的唐生智将军对此也颇为赞赏。唯独日本人无法接受这一做法，他们害怕该安全区会成为中国反抗者们的藏身所在。而后，唐生智公开表示，中国军队将驻扎在该安全区，战壕和防御工事也将围绕着该安全区建设。日本人的担忧成了现实。

到12 月早些时候，上海已然沦陷。蒋介石知道，放弃首都将是一个难以洗刷的耻辱。但他必须撤退，同时又想表明，首都曾发生过一场浴血奋战，守城军队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才寡不敌众。这不仅事关荣誉，也是一场公关。如若无法赢得胜利，那国家就需要一批英雄。

11 月跨向12 月之际，蒋介石拼死抵抗，企图阻止似乎无法避免的南京沦陷。他电告斯大林，请求其派遣部队前来帮助中国。斯大林以无意在中国发动地面战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也因此对苏维埃政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越发不信任了。12 月6 日，汪精卫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了会谈，期望能与之达成和平协议，但最终失望而归。那一天，蒋介石重新估量了自己的胜数：日军武器装备精良，中国军队劣势明显，南京城内的士气也早就被尽数摧毁。12 月7 日凌晨4 点，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 点，他携夫人乘飞机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他们先飞往南昌，接着乘船前往庐山。

这次旅程令蒋介石“几欲心碎”。虽然他宣称南京将战斗至最后一刻，但他始终是一个战略家，他的第一本能不是去顾及自己已经放弃的南京，而是去推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他的日记中，他思考了制订“战时教育战略”以及“国家动员计划”的必要性。他感到，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必须不失去其革命精神”。在他避难的关头，这些反省几乎是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蒋介石有了面对横扫中国的种种恐怖场景的勇气。通过对教育或其他社会政策的规划，蒋介石建立起乐观信念，坚信抗战是一项积极的事业，目的在于重建一个新中国，而不是在所向披靡的敌人面前逃跑。

他同时还呼吁“革命精神”，因为他不愿这四个字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允许共产党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西班牙”。许多西方进步人士热衷于将西班牙与中日战争联系在一起，它们都被认为是进步力量受到守旧派和法西斯攻击的例证。蒋介石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于佛朗哥，对他来说，西班牙内战展示了共产主义是如何利用国家的分裂趁势夺取领导权的。西班牙内战使蒋介石忧虑不断，在他离开南京时，也从未指望外国势力会进行迅速干预。带着某种先知先觉，他认为中国很可能还要孤独奋战3 年时光。

虽然蒋介石很想将南京的命运抛诸脑后，但他依然无法忘记这座城市。自7 月卢沟桥的枪声响起，蒋介石在华东耗时5 个月试图守护这片土地，这5 个月的每一天都让蒋介石心力交瘁。对于一个将自身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男人而言，首都南京是承载他希望和梦想的净土，它的沦陷令他痛心疾首。

12 月14 日上午，蒋介石乘坐一艘征用的游轮前往庐山。在庐山，他发表演讲陈述了撤离南京的理由，之后他又飞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部所在地武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后的计划：为那些被迫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救济的方案，军事委员会的一整套重组方案……在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唯一没有在日记中记录的便是身处那座沦陷的首都中的可怜人所遭遇的可怕经历。

唐生智是又一员在军阀混战时期与蒋介石关系复杂的将领。蒋介石撤离时，唐生智主动请缨留守南京与日本人决一死战。唐生智来自湖南，这是一个躁动又富有生机的省份，也是毛泽东的故乡。在20 世纪20 年代，唐生智不止一次改换门庭。他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中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后又转而反对过蒋介石。当然，包括汪精卫以及冯玉祥等其他杰出将领也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如今，蒋介石不得不与日本人摆开阵势，麾下将领的忠诚度问题就摆到台前。他将这部分将领摆在那些将经受公众考验的位置上，这样他们的忠诚和作战意愿便一清二楚。蒋介石的作战策略也驱使他将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派往承担类似保卫南京这样没有胜算的战斗任务。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军精锐部队以及桂系李宗仁的广西军被保存了下来，它们会拿下那些在战争中有可能获胜的战役；而那些不得不面对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的将领和士兵，只得用生命博取一个“英雄”的称号。唐生智现在就处于如此境地，他必须完成一个自杀式任务，否则他就会遭受公众谴责、媒体拷问。到了1937 年12 月的第2 周，在留守南京的少数外国人笔下，南京被描述为处于极端反常的氛围中。约翰•拉贝在他12 月8 日的日记中半带讽刺地写道，他现在几乎就是南京的市长，因为真正的市长马超俊在前一天便已离开了这座城市。中国军队仍在不断挖掘战壕，似乎是要誓死捍卫这座城市。《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这样记录道：

日军包抄南京时，参与抗击的有一批广东军，少量桂军，还有一些湖南军。城里原来的镇守部队是第三十六师和第八十八师，以及几个所谓的南京师。广东军原是从上海周边撤退出来的，其兵力在日军几个星期的炮轰下已所剩无几。作为蒋委员长先前的精锐部队，第三十六师和第八十八师的兵力也在上海周边被大大削弱。但撤退至南京后，它们通过招募新兵已渐渐恢复元气。

与此同时，南京居民开始变得恐慌起来。程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的紧急委员会的一员，这一组织由明妮•魏特琳担任主席。程瑞芳在日记中记录了那些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尤其是部分学院是如何被那些躲避日军、寻求庇护的人群填满的。12 月10 日，蒋介石离开后不久，程瑞芳记录了席卷全南京的混乱，而此时的南京还未沦陷：“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学院是逃难人群的主要目标，连图书馆里都满是人。窗上挂着“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也同样挂着”。校园里的观光水塘也派上了用场，一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尿布的地方；另一边的水塘则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作为给养资金来源的商业活动突然间中止了。虽然人们涌入了安全区，但紧急委员会也必须采取措施养活他们。程瑞芳就在学院门外设立了一个厨房，在那里分发米粥。第一天是免费的，而后，那些能够负担的人会稍微付一点钱。按原有计划，校园里只允许容纳2700 人，但不出几天，这个数字就激增至不可思议的地步。到12 月中旬，魏特琳实行了一套新规矩，他们在最贫穷的一批难民的衣服上缝上一个红便签，这样可以使食物分发更公平，保证那些真正的贫困者可以免费获得食物。在中国，当地精英阶层在危急关头向公众提供救济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封建王朝无力处理此类状况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紧急委员会的行为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惊恐和混乱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人们几乎可以嗅到。南京城极不寻常的最显著标志便是污水排量的激增。正如程瑞芳无可奈何的感叹：“吃进去事小，拉出来事大。”她如实描述了人们挤在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小房间中的状况：“他们随地大小便，整个校园都污秽一片。几天来，情势每况愈下，你甚至不敢走进盥洗室，那气味不是常人能忍受的。有些人逃走时太匆忙，没有带夜壶，于是他们就用其他人的。更糟的是，有人就睡在粪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