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便随处可见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健康上的，也标志着中国在近几十年来认定的道路上发生了倒退。科技和新一代政府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明证，正因如此，中国人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帝国主义。而另一种现代化是“健康、卫生上的现代化”，即运用科学技术推进社会的整体卫生状况。随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他们用下水道和排水系统向世界证明了自身取得的进步。但如今战争的影响却逆转了这一趋势，就像杨夫人在仅仅1 个月前逃离无锡时那样，现实清晰地展示了战争的丑恶。

12 月12 日，日本人实施了一次轰动世界的行动：他们炸沉了美国“帕奈”号炮舰。美国和英国的船舰就停泊在南京城外的长江上，其目的是警醒日本，虽然西方势力在中日冲突中处于中立，但它们并没有放弃自身的在华利益。日本飞机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便直向美国炮舰俯冲而去并实施轰炸，造成3 人死亡，48 人受伤。日本政府承担了事故责任，并迅速向美国政府签发了220 万美元的补偿费用，同时坚称事件并非蓄意而为。一场本可能引发美日对峙的冲突因此得以避免。但“帕奈号事件”对英美是一种警示：西方国家不可能仅凭中立态度就置身于不断扩大的战争之外。

然而，12 月12 日的南京城内却异常宁静。虽然大炮还在不断轰鸣，但程瑞芳记录道：“今日飞机不炸了。近两星期天气很暖和，虽为难民好，但也为敌人助战。”商店都关门了，难民们还在不断涌入安全区。但天黑后，异变突生。城市各处火光冲天，随着南京即将沦陷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唐生智的手下开始放火焚烧首都的建筑物。

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告诉约翰•拉贝，唐生智已于晚上8 点离开了南京。当难民们在安全区挤作一团时，唐生智的部队已经打完了他们的最后一战——那确实是一场激烈的抵抗。蒋介石离开后，他们已经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唐生智甚至拒绝了对方的劝降。但到了12 月12 日夜间，他确信这座城市已弹尽粮绝，再无一战之力。唐生智向麾下各师部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从城北大门处突破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包围，放弃南京！

接到命令的士兵们争先恐后地逃窜，拥挤着穿过城墙，有的还在匆忙逃离时落入长江中淹死。在南京保卫战中，约有7 万人阵亡。城市的夜空被火光照亮，这并非日本人所为，而是中国军队自己将主要建筑都付之一炬。《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写道：“中国人几乎将整个郊区都点燃了，包括中山陵园里的精巧建筑和家居；下关成了一片烧得炭黑的废墟。日本人避免轰炸修在建筑密集区里的中国部队军营，显然是为了保护那些建筑物。交通部大楼是城里唯一被破坏的政府大楼，而那还是中国人自己放火烧的。”焚烧建筑物是这场战斗贯穿始终的一个特征：摧毁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拒绝将它们交给进犯的敌人。在这种绝望情绪的笼罩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会选择将火把投向这些曾熠熠生辉的建筑。回顾10 月时，毛泽东就向党内 同志提出，若是守不住，就考虑焚烧太原。

南京，南京！

12 月13 日一早，日军踏入了南京。松井石根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最高司令，但因病只能由其副手，来自皇族的朝香宫鸠彦代替他担任南京一役的指挥官。此时的南京已经一片混乱，中山路这条象征着国民党期望实现现代化的林荫大道也不复旧貌。窦奠安写道：“中山路是一条长长的大街，街上污秽遍地，丢弃的制服、步枪、手枪、机关枪、野战炮、刀具和行囊随处可见。在有些地方，日本人不得不驾驶坦克碾压以清理路面。”

程瑞芳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侵略者入城时的情形：“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大炮声。下午2 点，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看守学院大门的一名警察看到日本兵进城，一边跑一边脱警服，都骇得跌倒了，脸上全白了，他真胆小。”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人逃到了金陵学院，程瑞芳也开始明白那名警察如此惊恐的原因：

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被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在南京投降后不到1 周，便有近1 万人睡进了学院的走廊，“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不久后，明妮•魏特琳记录道：“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将天空照得通明，白昼里浓烟滚滚，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便是死亡和凄凉。”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国人都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但选择留在南京的这不到30 名西方人却发现他们已被卷入其中，在日军和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之间筑起了一道缓冲墙。组织建设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西方人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或公务员：拉贝是一个商人，罗伯特•O. 威尔森是一名医生，斯迈思和魏特琳是大学教师。委员会成员推断，日本人会依据战争法行事，同时也迫切希望恢复城市秩序。如此一来，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从中受益。再者，委员会成员还希望能凭借自己的第三者立场赢得某种权威性。这不乏先例，因为他们是中立国家（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公民。他们都沉浸于天真的幻想中，虽然这种幻想并非毫无根据。北平和天津被占领时就没有引发混乱局面，即便是刚刚沦陷的上海，在国民政府撤退后，城市也只是陷入了一片死寂中。

但发生在南京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占领那一刻起，日军似乎就抛开了所有约束。在接下来整整6 周，一直到1938 年1 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士兵们进行了一场以“屠杀、强奸和抢劫”为主题的狂欢。他们下定决心要将南京闹得天翻地覆，根本无意建立南京的新秩序，即便只是短暂的。在攻陷南京几天后，日方高级官员要求拉贝恢复一个发电厂的运转，使之重新发电以提供电力。拉贝非常希望维持城市秩序，所以他答应提供帮助。但他很快发现，在令人战栗的恐怖气氛下，他根本不可能招到工人：“日本士兵已经完全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为发电厂招募到工人的。”

外国旁观者从南京被占领的第一天起就见证了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起初，日军的屠杀对象只是那些伪装成平民的军人，尽管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区分过。任何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在那段日子里，步枪的射击声一遍又一遍响起，但相比起来，被射杀者甚至可称得上是幸运的。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教长费吴生于12 月19 日记录道：

我……也曾到我们使馆的道格拉斯•金铿斯家，国旗仍在，但他的家仆死在停车房……街上仍有许多尸体，我们所能看到的全是平民。佛教慈善组织红卍字会愿意掩埋他们，但该会的卡车被偷了，用于送尸体火葬的棺材和若干佩戴会徽的工人都被弄走了。

3 天后，费吴生写道：“看见……离总部东边约400 米处的一些泥潭中东倒西歪地躺着50 具尸体……全都是老百姓的。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其中一个人头颅的上半部分被完全削掉了，难道他们在练习刺刀？”

费吴生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怀疑是士兵的平民所遭遇的痛苦。12 月23 日中午，一个人被送到总部。他已经没了半条命，“头被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都没了，鼻子残缺不全，形象可怖”。这个人说自己是被捆在一起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汽油浇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被点着了。程瑞芳看见一些工人为了不被怀疑而剃了光头，但之后他们又追悔莫及，因为光秃秃的脑袋反而令他们更像士兵了。

日本人声称，他们只是在铲除敌军，但这个解释在他们的另一项罪行上却完全行不通——强奸。每天每个小时都有女性被侵犯的事件传来。12 月17 日，拉贝写道：“昨夜约有1000 位女性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 多个姑娘被强奸，此时此刻，所有的消息全与强奸有关。”两天后，费吴生记录道：“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5 ～ 10 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一些人无缘无故被折磨致死。”

明妮•魏特琳的日记详细描述了来到金陵学院寻求庇护的受害者：“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诉说着她们度过的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去往她们家中，从12 岁的少女到60 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与魏特琳一同工作的程瑞芳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南京妇女成为受害者的场景：“我去了南山3 次，然后又去往校园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我来到楼上538 房间时，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里面强奸一个姑娘。”有一次，日本兵要求金陵学院报告是否有中国士兵被藏在学院大楼中。当魏特琳告诉他们大楼里没有士兵时，“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打了李先生，并坚持让我们开门”。

程瑞芳还心急于魏特琳没能看清侵略者的本质。12 月底，魏特琳谈到一些被派至学院的日本宪兵时说：“他们似乎是一些清白和守纪律的人，大多数人面相和善。”但程瑞芳有理由怀疑这个评价。12 月21 日，更多日本士兵出现在学院里，程瑞芳写道：“华（此处指魏特琳，其中文名叫华群。——译者注）以为那个长官好，派人来保护，其实他恨，因让他没有面子。虽把外面的姑娘收进来，兵还是来拖，白日晚上都来……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魏特琳通过向日本领事报告这些事以期后者从中调停，但程瑞芳对这种努力同样感到绝望：“我告诉她，报得越多他们害死的人将越多。”程瑞芳还记录说，若不是城里少数几位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帮助，更多中国人将是“死路一条”。 12 月20 日，程瑞芳对日本人，对她的美国保护人以及对她的同胞生出的焦虑和怒气再也无法克制：

今日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恰巧有一个长官来参观，华叫他看他的军人做的事，他很难为情的，其实也无所谓，中国人是他的仇人，华不懂这些理。华真忙，不是赶兵就是招待长官，陈斐然前一次骇（害）怕了，这两日不出来，也不知他躲在哪里。我也累得要死，这些难民又不听话，四处都是屎尿，没有下脚的地方，晚上简直不敢走路。程瑞芳补充道：“今日死去一小孩，又添了三个婴孩。一个多礼拜死去三个，一共添了十多个。”几天后，这一想法让她的情绪更加灰暗：“每天都有人生小孩，我管不了，身和心都不安。”她心中烦闷，因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洗澡了，部分原因是担心日本兵可能进入洗澡房，另外则是因日本人破坏了学院的发电机，致使天黑后没有灯火照明。在学院躲藏的人甚至不敢点蜡烛，生怕在夜间引起注意和麻烦。有时会出现讽刺意味浓重的情景——环境的污秽反而成了救人的重要因素。

一次，程瑞芳设法从企图强奸的日本兵手下救走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所在的地方就像学院其他地方一样，地上到处是排泄物。在挣扎中，她的衣服上也沾满了污秽，导致那名日本兵对她的兴致转瞬没了大半。

那个时代的绝望处境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做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很难被接受的决定。12 月23 日，程瑞芳看见一个女孩在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后被抬了回来，伤势严重，连路都走不了。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 可恨!”第二天，她见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名中国人过来找妓女。明妮•魏特琳跟他们达成了一个交易，在圣诞夜，为了保护“良民女子”，她同意日本军官去搜寻妓女。最终，他们找到了21 个。程瑞芳是这样想的，如果妓女们被带出学院，那这些日本兵就不会进来强奸“良民女子”了。这看上去“也有道理”。除了对妓女们做出的不人道行为之外，她所谓的“也有道理”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日本人还不至于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到圣诞夜时，拉贝家的花园里也有约600 人露宿。拉贝告诉程瑞芳那天是圣诞节，程瑞芳回答说就像“在地狱里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