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清流名士。太学，是汉代的官办中央大学，始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太学便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中传道授业的是五经博士，生徒则来自全国各地，统称为太学生。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三万多人。儒学之兴，于斯为盛。

学而优则仕。在那个儒学备受重视的时代，读书人如果能够精通一种经书，就有机会进入官场，平步青云，实现人生抱负。西汉的大学者夏侯胜就是读书人的成功典范。他告诫弟子说：“读书人最大的悲哀是不能精通经典。如果精通了经典，那么取官封爵就像从地上拾取芥草那么容易；如果不能精通经典，那还不如回家种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这是汉代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然而，东汉中期以后，读书人求取功名之路越来越狭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留给读书人盘桓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中央，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他们任人唯亲，为非作歹，导致王纲不振，朝政废弛。在地方，世家大族与各自的门生、故吏联结成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网，党同伐异，控制了基层官吏的选用权。“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辛辣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选拔官吏方面的黑暗与不公。太学生人数激增，本来已经使官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选官过程中的种种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了入仕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已经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凯

当中央政府给了地方察举的权力的时候，行使这个权力的人会推荐跟自己亲近的人。这样，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把察举的皇权变成私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个人的前途、民生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成为读书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他们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李膺就是清流派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许昌襄城）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高官，但李膺却没有世家子弟特有的纨绔习气。他也不是纯粹的读书人，但却具有为读书人所推崇的正直与勇气。李膺早年曾长期担任边关将领，为维护帝国的边疆安全立下赫赫战功。但是真正使他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与宦官集团的顽强抗争。他为人刚直不阿，在担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期间，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交口赞誉，被称为“天下模楷李元礼”。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其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龙门之内，岂有鱼虾？成了李膺的座上宾，也就成了士林的名人，也就是所谓的“名士”。

东汉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身无分文，却不必为衣食发愁。他们不是权贵，却能让权贵屈尊。皇甫规，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强，官至度辽将军，是东汉后期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权势遮天的宦官，唯独惧怕名士。解甲归乡之后，有一位曾经担任雁门太守的同乡前来拜访，皇甫规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发走了。有一天，一个名叫王符的年轻书生登门求见，皇甫将军“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汉末枭雄曹操也曾经以这种狼狈仓皇却极见热情的方式对待从袁绍那边前来投奔的许攸，人们都认为这是曹操有求于许攸，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攸是一个大名士。在那个清流名士牛气冲天的时代，得罪了名士，就会招来非议，失去

人心，等于自毁前程。史书描述说：名士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名士的清议言论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东汉后期特有的现象，放眼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东汉后期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后汉书》里记录了大量相关的歌谣，爱憎之情，跃然纸上：“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李膺）、陈仲举（陈蕃）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举孝廉时、郎、西河长史出行图.

宦官居庙堂之上。东汉“清议”对宦官群体的批判和抨击最为严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与宦官，而尤以宦官为最。

男子去势，在宫中服侍皇帝与后妃，俗称为宦官。宦官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宫中也使用宦官。《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即以宦官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东汉在皇宫外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在皇宫内则豢养了一个同样可观的宦官群体。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忠炜

历史研究发现，最早的阉割术出现在商代，从那时起就有阉人，中国的宦官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大多是奴隶、罪犯，在宫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务”。

东汉宦官深度干预政事，大约始自顺帝刘保时期；到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宦官的权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东汉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 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铲除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梁冀，单超、曹腾、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东汉进入了宦官专权的年代。汉灵帝最宠幸的宦官是张让与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宠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们深居宫廷，但是他们的亲朋故旧与附势之徒在京师内外遍布要津，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网。“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史书以此形容宦官集团的权势。

曹腾是东汉后期地位最为显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过四任皇帝，在宫廷中供职三十年之久，被封为费亭侯，官至大长秋，成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承袭了爵位，得到了太尉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时放荡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头就进入了官场。如果没有宦官祖父曹腾提供的荫泽，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够成为汉朝江山的颠覆者。后来，曹魏

政权追尊曹腾为“高皇帝”，曹腾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笔下，曹腾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宦官。一个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描绘的宦官形象。在正统观念中，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异类”，乃是天刑之人、刀锯之余，只适合做些仆庸杂役的琐事，根本不具备登上庙堂的资格。在东汉士大夫看来，宦官乃万恶之源，国家的种种不幸，都与宦官当权有关系。不铲除这些害群之马，汉家就命运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