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节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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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婚姻
在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以后,陈伯达不像过去那样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在1944年,他只发表了《人性、个性、党性》《阎锡山批判》《纪念邹韬奋先生》这样几篇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章。这时,在任弼时主持之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重要文献正在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间隔了17年之久(中共“六大”是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也正在紧张地筹备之中。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军事形势报告,一稿又一稿地进行讨论、修改。陈伯达作为“秀才”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当然,只是一部分工作而已——在当时,还轮不上由他主持或执笔。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陈伯达是在1937年9月和妻子诸有仁带着3岁的儿子陈小达来到延安的。
诸有仁来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保育院干部子弟小学校长。
不久,诸有仁姐姐诸有伦之子——罗亦农烈士的遗孤罗西北——也被接到延安。
笔者于1991年5月在北京访问了罗西北。据罗西北告诉笔者,父亲罗亦农本来给他取名“罗西伯”。西伯是周朝的圣君文王姬昌。后来,他要前往延安,为了避免麻烦,改名罗西北——一则“西北”与“西伯”音近,二则延安在中国西北。“罗西北”这名字,竟沿用至今。
罗西北出生于1926年底。出生后几个月,母亲诸有伦就赴苏联学习。1928年4月21日,父亲罗亦农牺牲于上海龙华,年仅26岁。同年,母亲诸有伦在莫斯科河划船,不幸船翻落水,抢救无效而死。
罗亦农被捕时,周恩来就曾组织特科设法营救。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关心着烈士遗孤罗西北的命运。
经过周恩来多方托人寻找,终于找到了罗西北,随后又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法护送罗西北来到延安。罗西北先是在延安鲁迅小学学习,后来在延安边区中学学习。
周恩来要去苏联医治臂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带一部分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这时,陈伯达决定把5岁的儿子陈小达,也交组织上带往苏联。在他看来,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延安,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陈伯达和诸有仁都是留苏回来的,深知苏联的物质条件远比延安优裕。
1941年,罗西北也前往苏联学习。
陈伯达与诸有仁的离异,据云是性格不合。又据告,是由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找诸有仁谈话,劝其离婚。
这样,陈伯达的第一次婚姻便结束了——诸有仁与陈伯达走过了九年的共同生活。
据上海《现代风》杂志1989年3月出版的B期所载余悸的《叶群与林彪》一文,其中涉及1941年叶群与陈伯达的一段罗曼史(当时陈伯达与诸有仁尚未离异)。这段史实是否准确,不得而知,恐属野史之类。不过,从中透露了叶群与陈伯达早在延安已叙同乡之谊,倒是可信的。
姑且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于下——未必属实:
叶群,1919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原名叶宜敬。她的家虽称不上一流豪门,但也是妻妾、仆人成群的大户。她父亲叶琦是国民党的少将,有三房老婆。第三房小老婆聪明伶俐,会察言观色,善解人意,颇得叶琦的宠爱。叶宜敬便是第三房小老婆所生。
叶宜敬从小就像她妈妈一样,聪明伶俐,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一天天长大,家里关不住了,便送她上了学。
那时,虽然距离五四运动已有八九年了,但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思潮已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福建省府的福州,自然亦不例外。什么“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时髦的名词。开始懂事的叶宜敬本性逞强好胜,爱赶时髦,当然不会落伍,高小毕业之后,又远赴北京念中学。
中学毕业后,叶宜敬又考进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广播员,并在“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好出风头的叶宜敬踌躇满志。
后来,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她投身革命行列,来到了延安,并改名为叶群。
来到延安不久,她便在女子大学里工作。女大校长是个中外赫赫有名的人物——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教务处长是张琴秋,叶群是教务处属下的科长。
叶群身高一米六五,五官端正,不胖不瘦,皮肤很细嫩,未语先笑,性格活泼,在延安也算得上是个美人。
一天,在延安礼堂开晚会,凑巧陈伯达的座位正好挨着叶群,于是便笑嘻嘻地向叶群攀乡亲:“听说你是福建人?”
叶群微笑着点点头:“是。”
“我也是福建人,咱们是同乡。亲不亲故乡人,人不亲土还亲呢,你说是不是?”
“是的,可我参加革命时间短,水平又低,今后希望你多加帮助。”
“那没问题。”陈伯达这时趁机把小凳往叶群身边挪了挪,谦和地说,“我的水平也不高,我们互相帮助吧。”
“不敢当!”叶群抿嘴一笑,“不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理论上,你都是我的老师。今后,你要像对待学生一样,不要客气,看我有哪些不合适的地方,该说就说,该批评就批评,严师益友嘛!”
两个人越谈越靠拢。
陈伯达已有妻室,但他看到自己的同乡里居然还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便动心了。
自从这次见面后,他不时来到叶群窑洞里谈天说地。
……
其实,叶群的“眼界”甚高,在当时是不大会看上并未显赫的陈伯达,她看中了从苏联治病归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
陈伯达呢?他看上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一个女学员,名叫余文菲。平常,大家都简称她为“文菲”。她原名余维法,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比叶群大1岁——生于1918年,比陈伯达小14岁。
黄安,位于大别山东段的不起眼的小县,却是一个革命的摇篮。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大本营——每三个战士中,就有一个是黄安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中,黄安籍的甚多。1955年颁发军衔时,黄安籍的上将有6人:陈锡联、王建安、周纯全、郭天民、韩先楚、谢富治;黄安籍的中将有11人;黄安籍的少将有21人。1961年黄安籍晋升少将的有8人。1964年黄安籍晋升少将的有9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黄安籍的将军共55人!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董必武、李先念,也都是黄安人!
为此,在1952年,黄安县改名红安县——这里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余文菲生长在黄安,从小就受到革命的熏陶。1927年1月,黄安县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所谓“黄麻”,即黄安、麻城的合称。这次,是由共产党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领导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的起义。余文菲的舅父詹才芳参加了起义。
此后,余文菲来到了武汉上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武昌二中学习的余文菲参加了学生运动。1938年8月,她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借助于“老乡”董必武的介绍,前往延安。
她在抗日军政大学结束学习之后,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陈伯达看中了余文菲,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恋爱。虽然余文菲觉得陈伯达年纪与她相差太大,不过,他的“文才”使她折服。尤其是《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陈伯达名声大噪,更是增加了他在爱情天平上的砝码。
陈伯达第二次结婚,新娘便是余文菲。这时的新郎已步入不惑之年,而新娘不过二十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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