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婚姻

在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以后，陈伯达不像过去那样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在1944年，他只发表了《人性、个性、党性》《阎锡山批判》《纪念邹韬奋先生》这样几篇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章。这时，在任弼时主持之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重要文献正在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间隔了17年之久（中共“六大”是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也正在紧张地筹备之中。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军事形势报告，一稿又一稿地进行讨论、修改。陈伯达作为“秀才”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当然，只是一部分工作而已——在当时，还轮不上由他主持或执笔。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陈伯达是在1937年9月和妻子诸有仁带着3岁的儿子陈小达来到延安的。

诸有仁来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保育院干部子弟小学校长。

不久，诸有仁姐姐诸有伦之子——罗亦农烈士的遗孤罗西北——也被接到延安。

笔者于1991年5月在北京访问了罗西北。据罗西北告诉笔者，父亲罗亦农本来给他取名“罗西伯”。西伯是周朝的圣君文王姬昌。后来，他要前往延安，为了避免麻烦，改名罗西北——一则“西北”与“西伯”音近，二则延安在中国西北。“罗西北”这名字，竟沿用至今。

罗西北出生于1926年底。出生后几个月，母亲诸有伦就赴苏联学习。1928年4月21日，父亲罗亦农牺牲于上海龙华，年仅26岁。同年，母亲诸有伦在莫斯科河划船，不幸船翻落水，抢救无效而死。

罗亦农被捕时，周恩来就曾组织特科设法营救。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关心着烈士遗孤罗西北的命运。

经过周恩来多方托人寻找，终于找到了罗西北，随后又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法护送罗西北来到延安。罗西北先是在延安鲁迅小学学习，后来在延安边区中学学习。

周恩来要去苏联医治臂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带一部分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这时，陈伯达决定把5岁的儿子陈小达，也交组织上带往苏联。在他看来，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延安，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陈伯达和诸有仁都是留苏回来的，深知苏联的物质条件远比延安优裕。

1941年，罗西北也前往苏联学习。

陈伯达与诸有仁的离异，据云是性格不合。又据告，是由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找诸有仁谈话，劝其离婚。

这样，陈伯达的第一次婚姻便结束了——诸有仁与陈伯达走过了九年的共同生活。

据上海《现代风》杂志1989年3月出版的B期所载余悸的《叶群与林彪》一文，其中涉及1941年叶群与陈伯达的一段罗曼史（当时陈伯达与诸有仁尚未离异）。这段史实是否准确，不得而知，恐属野史之类。不过，从中透露了叶群与陈伯达早在延安已叙同乡之谊，倒是可信的。

姑且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于下——未必属实：

叶群，1919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原名叶宜敬。她的家虽称不上一流豪门，但也是妻妾、仆人成群的大户。她父亲叶琦是国民党的少将，有三房老婆。第三房小老婆聪明伶俐，会察言观色，善解人意，颇得叶琦的宠爱。叶宜敬便是第三房小老婆所生。

叶宜敬从小就像她妈妈一样，聪明伶俐，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一天天长大，家里关不住了，便送她上了学。

那时，虽然距离五四运动已有八九年了，但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思潮已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福建省府的福州，自然亦不例外。什么“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时髦的名词。开始懂事的叶宜敬本性逞强好胜，爱赶时髦，当然不会落伍，高小毕业之后，又远赴北京念中学。

中学毕业后，叶宜敬又考进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广播员，并在“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好出风头的叶宜敬踌躇满志。

后来，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她投身革命行列，来到了延安，并改名为叶群。

来到延安不久，她便在女子大学里工作。女大校长是个中外赫赫有名的人物——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教务处长是张琴秋，叶群是教务处属下的科长。

叶群身高一米六五，五官端正，不胖不瘦，皮肤很细嫩，未语先笑，性格活泼，在延安也算得上是个美人。

一天，在延安礼堂开晚会，凑巧陈伯达的座位正好挨着叶群，于是便笑嘻嘻地向叶群攀乡亲：“听说你是福建人？”

叶群微笑着点点头：“是。”

“我也是福建人，咱们是同乡。亲不亲故乡人，人不亲土还亲呢，你说是不是？”

“是的，可我参加革命时间短，水平又低，今后希望你多加帮助。”

“那没问题。”陈伯达这时趁机把小凳往叶群身边挪了挪，谦和地说，“我的水平也不高，我们互相帮助吧。”

“不敢当！”叶群抿嘴一笑，“不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理论上，你都是我的老师。今后，你要像对待学生一样，不要客气，看我有哪些不合适的地方，该说就说，该批评就批评，严师益友嘛！”

两个人越谈越靠拢。

陈伯达已有妻室，但他看到自己的同乡里居然还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便动心了。

自从这次见面后，他不时来到叶群窑洞里谈天说地。

……

其实，叶群的“眼界”甚高，在当时是不大会看上并未显赫的陈伯达，她看中了从苏联治病归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

陈伯达呢？他看上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一个女学员，名叫余文菲。平常，大家都简称她为“文菲”。她原名余维法，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比叶群大1岁——生于1918年，比陈伯达小14岁。

黄安，位于大别山东段的不起眼的小县，却是一个革命的摇篮。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大本营——每三个战士中，就有一个是黄安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中，黄安籍的甚多。1955年颁发军衔时，黄安籍的上将有6人：陈锡联、王建安、周纯全、郭天民、韩先楚、谢富治；黄安籍的中将有11人；黄安籍的少将有21人。1961年黄安籍晋升少将的有8人。1964年黄安籍晋升少将的有9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黄安籍的将军共55人！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董必武、李先念，也都是黄安人！

为此，在1952年，黄安县改名红安县——这里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余文菲生长在黄安，从小就受到革命的熏陶。1927年1月，黄安县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所谓“黄麻”，即黄安、麻城的合称。这次，是由共产党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领导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的起义。余文菲的舅父詹才芳参加了起义。

此后，余文菲来到了武汉上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武昌二中学习的余文菲参加了学生运动。1938年8月，她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借助于“老乡”董必武的介绍，前往延安。

她在抗日军政大学结束学习之后，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陈伯达看中了余文菲，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恋爱。虽然余文菲觉得陈伯达年纪与她相差太大，不过，他的“文才”使她折服。尤其是《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陈伯达名声大噪，更是增加了他在爱情天平上的砝码。

陈伯达第二次结婚，新娘便是余文菲。这时的新郎已步入不惑之年，而新娘不过二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