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上弄错风向

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定。1959年盛暑，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上了庐山。从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浓雾缭绕的庐山，相继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风向急转，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的锋芒直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本来，这次会议是准备继续纠“左”的。诚如李锐那篇《怀念田家英》中所写的：

（1959年）6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提出19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毛主席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

可是，毛泽东出人意料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一下子转到“反右倾”。

毛泽东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庐山会议的“主题歌”。然而，“反右倾”也波及了积极纠“左”的田家英，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受到毛泽东的冷遇。虽然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只是有限度的了。

李锐回忆田家英的那篇文章，记述了很重要的一组历史镜头：

1959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很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

7月23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捡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了这一首名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然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这是一组节奏缓慢凝重的历史镜头。田家英忧心如焚，尽在无言之中。

李锐，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所写“我和家英等四个人”另两人为何人？苏晓康、罗时叙、陈政所著《“乌托邦”祭》中，透露了另两个人的姓名：陈伯达、吴冷西。

奇怪，大“左”派陈伯达怎么曾加入这个“默默无声”的行列？照理，毛泽东已经在那天作了万分激愤的批彭发言，正是陈伯达机不可失的“紧跟”之时。他，怎么也有点灰溜溜起来呢？

自然，他与田家英不同。田家英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与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

陈伯达呢？他在郑州会议上因鼓吹极左经济理论，挨了批；上庐山之前，听说会议的主题是继续纠“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赌注押在批“左”这一边。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上山之后，会一下子从纠“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为“反右倾”。在这大转弯的时候，陈伯达差一点被甩了出去！

1972年7月，中央专案组印发过一个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报告。尽管这个报告今日看来带有浓重的“文革”味，有些事例也不准确，但是关于庐山会议的那一段，倒也写出了当年陈伯达的尴尬处境：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

据《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彭德怀“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陈伯达在7月14日当天便看了此信，并在当天晚上当众赞扬彭德怀。

请注意，陈伯达说的不是悄悄话，而是“当众向彭德怀说”。听见这话的，不只是彭德怀，而是“众”人。

九天之后，事情急转直下，如《彭德怀自述》：

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也就在这天下午，发生了李锐所描述的一幕：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他默默地沿山路漫步，默默地各自回去……

陈伯达处于提心吊胆之中。因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调子很高，已经把彭德怀与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何况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提及了郑州会议，提及政治经济学，甚至提及了人民公社的“发明之权”……陈伯达又一次处于岌岌可危的悬崖边缘！

毛泽东的一句话，点穿了急转弯的原因：“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

“理论家”显然慢了一拍：在毛泽东反“左”时，他还在那里鼓吹“左”，所以挨批；这一回，毛泽东反右了，他又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一起！

走笔至此，笔者愿为陈伯达拂去一桩“冤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秘密会晤前妻贺子珍。在流传甚广的“秘闻”中，传说江青得知，迅速从杭州赶到庐山，而打电话向江青“告密”者，乃是陈伯达也！

使陈伯达蒙受此“冤”，原因有二：

其一，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常常一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现，给人以关系密切之感——尽管陈伯达与江青的关系在“文革”中非常紧张，这却是外人莫知，更何况在1959年，陈伯达与江青并无太多交往。

其二，在陈伯达倒台时，毛泽东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有一句话：“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尽管毛泽东说的是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工业七十条的时候，并不是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但是，却被误传为陈伯达偷偷下山，给江青“通风报信”去了！

常言道：“事出有因。”陈伯达蒙“冤”，也有“因”。

毛泽东嘱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弟媳、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前往南昌，把贺子珍秘密地接上庐山。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后，原说好第二天还要见面，但是第二天贺子珍突然被送下山，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急急把贺子珍送下山，本来是毛泽东自己的决定，因为他发现贺子珍谈话时常常语无伦次，所以打消了再见面的打算。

但是，贺子珍却并不知道是毛泽东自己的决定，却按照自己的“逻辑”推测，一定是江青知道了此事，赶上山来！

江青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这连贺子珍自己也说不清楚。

后来，在陈伯达倒台时，贺子珍在听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听见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那句话，一下子以为找到了答案：哦，是陈伯达“告密”！

这一“秘闻”经过各种“纪实文学”渲染，便仿佛真有其事。

实际上，江青当时并不在杭州，而在北戴河。

毛泽东会晤贺子珍是极为秘密的，知情面极小，江青并不知道这一“秘密”。所以，不仅当时江青没有赶上庐山，而且直至她被拘捕之前，也不知道此事。

在江青倒台之后，贺子珍重新露面，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在记者面前说起往事，于是，“毛贺”庐山会面才广为人知。

正因为这样，所谓陈伯达向江青“告密”，纯属子虚乌有！

就“严重右倾”作深刻反省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庐山上。

8月19日，毛泽东在庐山上给吴冷西、陈伯达和胡乔木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信，要求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三位同志：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8月18日《人民日报》），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公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二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30天、40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选一个至二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此书出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尚昆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另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1959年8月19日于庐山

回到北京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找陈伯达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陈伯达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甚至哭了。

在与刘少奇谈话之后，陈伯达开始就自己的“严重右倾”作深刻反省。

接着，陈伯达接到通知，要他前往彭真那里，对“严重右倾”问题作检查。陈伯达遵命去了彭真家，对自己在庐山上的“右倾错误”作了检查。据云，当时胡乔木、吴冷西也奉命向彭真作了同样的检查。

彭真向陈伯达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陈伯达积极投入“反右倾”斗争之中，写文章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

陈伯达明白，这是中央给了他一次改正“严重右倾错误”，并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划清界限的机会。

陈伯达表示，要以积极行动投入“反右倾”斗争之中。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一次任用，使陈伯达安下心来。

那是1959年9月11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862期，发表了国家统计局党委《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

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文章还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刚刚结束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从庐山返回北京的毛泽东看了此文，以为这是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较量的很重要的论题。

于是，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信：

陈伯达同志：

“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

毛泽东

9月6日

座谈会上，此件给他们看。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之后，果然是“废寝忘餐，全力以赴”。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迅即在翌日——9月7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有关人员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开了一个座谈会。

9月8日下午，陈伯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座谈会的情况。

陈伯达在信中说，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失调的。

陈伯达在信中还说，在座谈会上，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切实、更完全些。会上提到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

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看来，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

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

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

陈伯达在信后附送了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

毛泽东收到陈伯达的信之后，当即亲自动手，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写“编者按”，全文如下：

本刊讯本刊9月3日《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为了使《内部参考》尽快发表以上文件，毛泽东又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段批示：

冷西同志：

另件请付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请他们于明日（11日）登载为盼。

毛泽东

9月10日下午7时

毛泽东批示中所说的“另件”，也就是毛泽东为《内部参考》所写的“编者按”、陈伯达写给毛泽东的回信以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华社《内部参考》在1959年9月11日出版的第2868期，发表了以上文件。

陈伯达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出了一份力。

陈伯达毕竟是“理论家”，为了积极投身到“反右倾”运动中，他不能像一般干部那样写一篇表态性的应景文章了事，他必须写出有深度、有水平、有新意的大文章。

从什么角度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