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夏历七月六日，宋辽在幽州城北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激战。战役的结局将决定两国今后的命运。此前一个多月，宋太宗轻松地拿下太原，扫平了最后一个割据点——北汉。在臣僚的鼓励下，皇上想乘胜攻取幽州，夺回被石晋出卖的国土，也教训一下狂妄的契丹。于是下令部队日夜兼程，翻过太行山，直逼幽州城下。由于部队未经休整，靠着一点跋山涉水运来的有限粮草，战斗力大大降低。与之会战的契丹军队则素以剽悍著称，决非养尊处优的南方士卒可比。兴疲师以伐悍军，契丹人又自视保家卫土，形势已然对宋人不利，更为不幸的是太宗攻辽的目标只在幽州城池，忽视了盘据在附近战略要地的契丹有生力量，也没有防御敌援军的措施。这一指挥上的失误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充分暴露出来。由于将士疲惫不堪，围攻幽州10天毫无进展，太宗亲自督战，这时，数万契丹援军抵达幽州城外高梁河，聪明的契丹士兵每人手持两个火把，暮色之中，蹄声似鼓，火炬如星，仿佛有千军万马自天而降。宋军大恐，自相践踏奔窜，溃不成军，幽州城中的敌军乘机出城反扑。七月初七拂晓，自封为军事天才的宋军最高统帅宋太宗乘驴车仓促南逃，失去指挥的部队一盘散沙，纷纷丢下兵器、铠甲和粮草，夺路而奔，追寻他们的皇上去了。一夜之间，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契丹人不仅赢得了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而且由此获得此后100余年间宋辽关系的战略主动。（22）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经过精心筹划，再次扯起北伐旗号，他派出三路大军，准备合围幽州，自己则坐镇京师指挥。本来，在缺乏先进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好作指挥家的太宗皇帝对将帅们的才能缺乏信任，军权把得牢牢的，连如何行军，如何宿营，如何布阵，都手把手地教导前方指挥员，再三授阵图，付锦囊，弄得三军将帅举步维艰。如此作战，势必难以协调好各路军队的行动。首先是东路军忽退忽进，被辽军抄了粮道，惨败于岐沟关（河北涿县西南），接着是西路军配合失利，大将杨业所部被围陈家谷，最后这位善战的勇将以身殉国。（23）

　　从一开始，宋朝统治者就想以有限的战争换取无限的和平，作为农业帝国的领导人，他们只把眼光盯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地盘上，而未能权衡大局，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以及形势变化作出准确判断，在战略战术上，他们也屡屡出错。本想教训契丹人一顿，不料却让契丹人给上了一课。

　　两次伐辽失败，挫平了宋太宗的锐气，他开始意识到，靠一战而夺疆扩土只能引来兵连祸结的无穷后患。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文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战前的奋勇，随着皇上的颓废也日益消沉起来。宰相李昉等人联名上疏请求罢兵息民，不要顾虑屈己之辱，并引用典故说：“天生北狄为患中国，汉高祖30万人都被困在平城，多亏用和亲之策才得平安；汉文帝也曾优待外虏，晏关闭城，由此黎民百姓方得到休息。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的妙计，若照此施行，不烦出动一兵一卒，边疆烟尘顿消。”（24）另一位官员赵孚直接建议通和修好，说：“礼道信义，自有典常，不可废缺，现在北酋仍行礼命之书，所以通和之后，自能将其驯服，达到永无战争的效果。”（25）关于御边的讨论一直持续了若干年，最后在淳化元年（990年），太仆少卿张洎出来做了总结：“审天下之形势，忧患未已，唯与之通好，或可解纷。”（26）经过朝臣们一番热烈讨论，和风己居主导地位，太宗出面表态了，称自己经过“静思”，认识到在攻克太原后观兵蓟北是失策，盖因少年气盛，急于救民于涂炭，现在懂得了：“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27）

　　于是，整个宋帝国泄了气，不再妄想燕云十六州，一心一意地修起德来。遵此原则，对于高丽国使提出并攻契丹，宋太宗的回答是：“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从此与友邦高丽绝了交。（28）与此同时，宋朝使臣几番卑词厚礼前往辽国求和，虽屡被拒绝，仍执着前往。（29）

　　真宗即位伊始，就面临两种选择，是仿效父皇早年的英姿，以兴兵问罪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武略，还是修习父皇晚年的消沉，假治德以弥边患呢？看来这位半年前才立为太子的年轻皇帝对治国缺乏心理准备，朝廷大臣差不多都是两朝前辈，有几位还是自己的老师，他不能不为舆论左右，而前辈老师中相当部分人谈“狄”色变，仍在唱国初兵败时的哀调。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以敢言著称，雍熙北伐后，曾进呈了有名的《御戎十策》，此时他的见解是，陛下嗣位之始，应当顺合人心，派边境官吏主动致书敌臣，使北疆复修旧好。（30）京西转运使、太常博士直史馆朱台符提出具体建议：“臣以为宜借新皇登基之名赦免契丹之罪，选派有文武才略、习知边务的善辩之士出使辽国，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就像太祖那样与敌结恩，辽国得了好处，还能再找岔子？两国和好如初，则北部边防再无忧虑了。”（31）说来说去，无非是以财利诱敌致和，这才是祖宗的本意。太祖设立封桩库是干什么用的？太宗告诫宰相说：“敌人贪婪，啗之以利可耳”，又是什么意思呢？经过众文臣的集思广益，真宗终于明白了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了。虽然他有时禁不住内心的好奇和天真，也想学着太祖太宗的样儿，过过亲征的瘾，但在其心底深处，对和平的渴望确实至虔至诚。咸平二年（998年）四月，他在驾幸老将军曹彬宅第，询问御边良策之后，郑重地向全国发布圣谕：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以期久远之利。（32）

　　◆澶渊之盟

　　皇帝既然久怀和戎之志，那么，宰相寇准所作的一切努力以及前方将士们的所有搏杀，都只能是未来缔和盟约的陪衬。当然这些努力与搏杀也是必要的。大宋天子总不能把契丹骑兵请到帝国都城谈判约和吧！

　　景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宋真宗的行辇停在卫南县的时候，战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天，契丹军队自东、西、北三面包围澶州，出动轻骑向城西北角实施突袭。指挥宋军作战的是党项族悍将李继隆，他的顽固的前辈和晚辈，都曾令大宋君臣伤透了脑筋，只有他尽心效力于宋朝廷。李继隆整军列阵，在城头伏下劲弩，一名叫张环的威虎军头，用一种射程可达百米的床子弩，射中了辽军统帅萧挞览的额头。近百名契丹士兵冒着箭雨将统帅救回营寨。当天夜里，这位曾伏击过名将杨业的契丹英雄就断气了。辽军失了主帅，宋军却随着亲征号角奏响，越聚越多。契丹欲进不能，欲退不敢，士气大沮。这一仗逼使契丹的最高统帅——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与宋朝使节曹利用共同讨论议和之事。

　　临行前慨然表示“契丹人若妄有所求，臣誓不生还”的曹利用，在一辆马车上见到了萧太后。契丹人礼数周全，说话却很不客气，萧太后直接了当地告诉宋朝使臣，她率军南行的目的就在于索回关南之地。曹利用说：“晋许地予契丹，周人后又取之，这都不关宋朝的事。贵国若求金帛以佐库藏，我尚不知皇帝能否同意，割地之请，绝不可以接受。”契丹的政事舍人高正始跨步上前，喝道：“我军前来，就是图复故地，如果只得金帛，则愧对国人！”曹利用反唇相讥：“如果契丹用了你的计策，恐怕就要连兵结衅，战火不息，两国永无宁日了。”由于曹利用坚持不割地只纳款，更由于契丹军队深入中原后到处碰壁，澶州之役损兵折将，已是穷途末路，萧太后也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要钱的一方当然痛快，那么出钱的一方也能痛快么？对这一点，曹利用是心中有数的。纳款求和的主张来自圣上，观念却为大众共有。以农业为基础的汉民族珍惜自己的每一寸土地，这是家园，也是家产，岂能随便出让？五代时的晋高祖石敬瑭之所以比其他朝代的暴君更遭世人唾骂，不就在于他无耻出卖了燕云十六州吗！周世宗柴荣之所以赢得“英主”之名，其中一项功业也正是把关南之地从契丹人那里夺了回来。现在宋朝当权者若将这块地皮轻许别人，那简直是丢尽祖宗脸面。至于纳币与敌，则是另一回事。当时尚无“赔款”之称，如以赠、赏、赐一类字眼，大体上还是能保住天朝尊严的，宋真宗自有道理：“汉朝不也赏赐玉帛给单于么！”（33）

　　本此原则，当曹利用返回澶州行宫询问金帛数目时，皇上显得格外慷慨：“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沉默不语，退下后找到曹利用说：“虽有敕旨，你若许过三十万，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没有辜负皇上的求和重托，也没敢违背宰相的纳款限额。再从契丹营帐归来，他带来了手持国书的契丹使臣。真宗正在用餐，忙派内侍探问金帛数目，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横在脸前。内侍回禀：“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真宗失声道：“太多了！”即而又叹曰：“姑且了断此事，也算可以了。”隔着薄薄的宫帷，曹利用听到里面的对话，连忙入奏实情。真宗不禁大喜。当即升曹利用为东上閤门使，忠州刺史。（34）

　　十二月七日，一道以汉、契丹两种文字写成的《澶渊誓书》同时在两国颁布。文曰：

　　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35）

　　一笔以金钱换和平的买卖成交了。真宗果遂其愿，亲临澶州，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令皇上特别欣慰的是，自父皇讨伐幽燕以来，中断了25年的两国关系，经过自己苦心修补，终于和好如初了。十二月九日，真宗在行宫接见大将李继隆、石保吉，出京时那满脸阴郁一扫而光，他兴致勃勃地与将军们饮酒比箭，并当场挥毫，写下一首《回銮诗》。十五日，皇上又设盛宴款待众臣，因病留在京师的宰相毕士安也赶了来。席间，有人议论用30万贿赂契丹是不是多了些，毕士安断然喝道：“不如此，和事能长久么？”（36）

　　宴席上没有看到善饮喜谈的寇准的身影，他或许正默默站在澶州城头，眺望着缓缓退去的契丹队列，千思百感，他可能想起了太祖40年前的封桩妙计，也可能正思索名将杨延昭刚刚被拒绝的建议：“乘契丹人离境千里，人马俱乏之际，令诸军扼守要路，敌军虽众易败，即便幽易数州也可袭取。”（37）寇准百思不得一解：为何当年太祖能以17万禁军横扫大半个中国，如今本朝拥兵百万，却对付不了10万契丹人？

　　依寇准的性格，他绝对不会赞成做这笔交易。费这么大力气鼓动皇上亲征，不是来订立城下之盟的，而是一举击败宿敌，夺回幽燕，了结困扰中原几十年的宿怨。寇准深知此举关系重大，并为此兴奋不已，他告诉真宗，只有这样做方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仍会有数不清的麻烦。但是皇上脑袋里的想法与宰相的雄心差距太大了。同读《春秋》，寇准得出的教益是，诸侯争霸，获胜者凭借的是实力，是兵家的胜算，绝非德者的操行；而皇上欣赏的名言却是“尊王攘夷”，他回答宰相：“数十年后，自有能抵御外患的人，我不忍心看着生灵遭战火涂炭，所以才同意约和。”（38）

　　寇准最终还是违心屈从了圣意，因为已有人密告他拥兵自重。虽然他及早改变了立场，仍然没能逃脱再度遭贬的命运，参知政事王钦若不久将指出他所犯错误性质的严重，以亲征为名把皇上押上前线，这不是博戏中的“孤注一掷”吗？（39）

　　一百多年后，一个叫陈莹中的学者总结道：“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已分为南北两部分了。寇准之功不在于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若用这一计策，我朝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庆历之辱和靖康之祸了。景德元年不战而和，最想和的是契丹人。”（40）这也就是在宋帝国被迫签订了另一屈辱条约《绍兴和议》之后文臣的感慨。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澶渊之盟”并不意味着失败和屈辱，更不是走向深渊的路标，而是胜利和荣耀，是通往天国的大道。听到立盟休兵，退休多年的前宰相吕蒙正抱病入京，对皇上说：“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41）接替寇准为相的王旦也向真宗皇帝汇报：“和好以来，河朔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虽然每年要赠送契丹银绢，但较之用兵之费，还不到百分之一。”（42）

　　宋辽结盟以后，和平的春风吹拂四海，一扫宋朝君臣心头的阴霭。将帅们拚死力战赢不来的太平岁月，现在由文臣起草的一纸盟约换来了，而且是那样牢靠，除了仁宗庆历间宋夏交恶时、契丹人趁机起哄，索加岁币20万之外，差不多120余年北部边境无战事。无论是当时的百姓，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那个不怎么光彩的盟约确实一度杜绝了北方边患，使宋帝国赢得了较长一段安心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时间。（43）

　　但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不仅是失去了一次乘胜破敌，从根本上解决边患的难得时机，也不止于每年送绢纳银，给宿敌输血打气，最大的危险还是心理上的满足导致了国防的松懈，以怀柔抚宁边患，用金钱换取和平，成了两宋文臣唯一倾心的外交政策。

　　曾在庆历边界谈判中以增币避免了割地与和亲，从而维护了大宋面子的富弼，居安思危，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他指出，“澶渊之盟”本身未算失策，令人痛心的是当国大臣自约和之后，就不再对边事感兴趣，以至武备皆废。守边将帅用心防范，就被斥为惹事生非之举；士民议论国防，又被视为迂阔无用之论。弄得人人忌谈兵事，好像天下已永久太平了。他提醒人们，现在还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然而，他的这一背时论调，显然没能引起同僚的共鸣，多数文臣同他们的皇上一样，很满足于怀柔政策带来的效应。他们信奉中庸，亦深明历史。一位善辩的大臣张方平发表意见说：自古以来讨论边事的人都认为“和戎”为利，“征戍”为害，现在既然已经“和”了，还侈言什么“战”呢？（44）

　　结盟后不久，一个契丹使臣来宋，向宋朝馆伴提出愿与贵国大臣比箭。朝廷上下竟找不到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真宗抓耳挠腮，想起状元陈尧咨还能射两下子，便让晏殊找到他说：“你若肯改武职，皇上升你做节度使。”陈尧咨听到能骤升极品，乐不可支，连忙跑回家报喜，不想却被他母亲打了一顿板子，痛骂道：“你父子均以文章立朝为臣，你却贪图利禄，愿当武将，这不是辱没家门么！”（45）仁宗时期，大将狄青屡建奇功，被擢为枢密使，立即在朝廷引起大哗，欧阳修上书皇帝，称“武臣掌机枢，只能是那些心怀不轨的军人高兴，于国家大局不利”，韩琦更是屡屡羞辱这位曾在自己麾下作战的将军，狄青终被赶出朝廷，气忿而亡。（46）终宋之世，武将始终在文臣之下抬不起头来，习武之人似乎是在作践自己。直到北宋亡了，逃到南方的遗老犹自津津乐道当年“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的盛世民风。（47）

　　人类企盼和平，不愿卷入战争。两宋之所以陷入这个泥潭，完全是被动的。说起来，宋朝文臣实在不幸，历史难得将治国重任赋予他们，知识分子难得在政治舞台上获得如此多的表演机会，本应该发挥其特长，一显身手，偏偏赶上了历朝历代未曾遇见过的频繁边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崛起，一个比一个强壮，一个比一个好战，他们被迫运筹帷幄，经略武备，甚至出塞将兵，操练起他们极不熟悉的行当。如果他们能正视现实，赋予武人稍多一些兵权和荣誉，或许有可能凭借实力获取战场上的主动，可行伍出身的本朝奠基者自一上台便把同行尽数打入冷库，“兴文教，抑武事”与“守内虚外”双策并举，弄得习武之人要么改行，要么屈从于文臣之下，一起受别族武人的欺凌，怎么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签订城下之盟呢？如果他们能从狡黠的对手那里悟出更多道行，不为暂时得失痛心疾首，而是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或许能够继续与强敌周旋，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时间，不致于为了尺寸面子，时而不自量力地狂妄叫阵，时而又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自动休战，怠懈武备，龟缩在敌人刀枪之下，大念起和平经来。然而十分遗憾，兵家权谋又非书生所长，出尔反尔更为读书人所不耻，别忘了他们自幼相伴的老师，是信奉中庸，讲求礼义的孔夫子，而非知兵善战的孙武。更何况在他们头顶上，还有一连串视修德为急务，奉和戎为己任的专制帝王呢！

　　◆仁慈的防御

　　自澶渊订盟后，纳币和戎似乎成了百验不爽的退兵良策。每当边关燃起烽火，社稷江山岌岌可危，大宋君臣便会不约而同地到真宗皇帝的灵前乞求真经，并且跃跃欲试，除非对手不愿讲和，才极不情愿地陪着打上几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要帝国体面不被丧失殆尽，只要赵姓皇族仍能运祚永延，那怕还有一线“和”的希望，就要尽全部努力。因此无论打多少仗，无论是胜是败，形势有利还是不利，一旦对方放出口风，愿意休兵，大宋使节立即手捧盟书马不停蹄地向北奔驰。盟书的格式也早已在景德元年拟好，无非是差个抬头和钱帛数目，这要看看对手是谁和自己挨打的程度再定。

　　于是，浩繁的宋朝史册上便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盟书或誓约，而连缀它们的乃是大大小小的败仗和胜仗。将这些败仗和胜仗排列起来，又可以总结出一种极其相似的战略思想——消极防御。

　　宋人与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打了300年仗，除了开头太宗两次伐辽，差不多都是在自己的疆土上作战，好几回让人家攻到大本营京师之中。即便是实力相当的对手，也应该互有攻守，何况宋帝国的人口和经济不知超过北方游牧邻邦多少倍。

　　据说，当年缔造和平的真宗皇帝在签订盟约的同时，立下这样的规矩：凡守边御敌，只能驱逐，不许追赶。（48）本朝一再忍辱负重，正体现了我们是讲求信义的礼仪之邦，尽管我朝地大物博，军力百万，也绝不干欺小凌弱之事；邻邦犯界，我们也要晓之以仁，示之以礼，争取感化对方，和睦相处。一旦被迫兴师，首先要考虑的是“师出”有名还是无名。

　　这种战略思想，在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中，经范仲淹的大力提倡和深入研讨，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范文正公的座右铭是：“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49）